注释（第15/16页）

注200中堂老太爷即指蒋攸铦。蒋攸铦是清嘉道时期的名臣，历任两广、四川、两江与直隶总督及刑部尚书、军机大臣等职，故曰“中堂”。史称其“精敏强识，与人一面一言，阅数十年记忆不爽”。其子蒋霨远官至贵州巡抚。见《清史稿》卷三六六“蒋攸铦传”。

注201震钧(1857—1920)，满洲瓜尔佳氏，字在廷(亭)，汉名唐晏。宣统二年(1910年)曾执教于京师大学堂。不久入江宁将军铁良幕府，并任江宁八旗学堂总办。辛亥革命后长住南方。所著记述北京历史掌故的《天咫偶闻》10卷，是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信手条记……追溯旧事，”历时8年，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才付印，对于京师的史事纪实、典章变革、地方掌故、名人旧居和贵戚逸事等都有所叙述。是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地方历史文献。有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校点本。

注202震钧《天咫偶闻》卷五记：“余思辑刻八旗人著述，曾记书目一纸，以无力而辍。后见《八旗通志书目》与此互有详略。今录之如左，《通志》所载亦不复补入，所以盖阙之义。”(113页)该书目收录蒋攸铦两部书，即《绳枻斋集》和《黔轺纪行集》(119页)。又，震钧与蒋家的关系，可参见本篇口述后附录的阎氏家谱。

注203据《清史稿》卷三六六记：“蒋攸铦，字砺堂，汉军镶红旗人。先世由浙江迁辽东，从入关，居宝坻。”而不是蒋家后人说的固安。对此袁熹教授有考证，在她给我的信中称：“关于蒋家，我们从国图(国家图书馆)复印了蒋攸铦的砺堂自撰年谱，有‘国朝顺治元年后入关，甲申自辽东锦州卫迁今直隶顺天府固安县，始入镶蓝旗汉军籍’……历经几代后，在蒋攸铦任江西按察使、浙江布政使时，举家始家居满城(今河北满城)，在满城一直有家里的祖坟，看坟人到现在和我家都有联系。可惜‘文革’时坟地被毁。”所以看来《清史稿》还是有错误的。

注204香河事变，1935年10月22日，日本唆使河北香河汉奸暴动，占据香河县城，成立“县政临时维持会”，并发表“自治宣言”，史称“香河事变”。事变后，11月25日，河北省蓟(县)密(云)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通县宣布冀东22县脱离南京政府，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12月后改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自任政务长官。抗战胜利后，殷汝耕因叛国罪被判处死刑，1947年被枪决。

注205方家胡同：方家胡同西起安定门内大街，与分司厅胡同相邻，东至雍和宫大街，为东西走向。

注206受壁胡同，明代称熟皮胡同、臭皮胡同，1911年以谐音改为受壁胡同，今名西四北四条。

注207关于北京市的粪便管理问题，这里语焉不详，兹引有关记载如下：从明清到民国时期，北京城的粪便清运是由私人经营的，有固定的门院和路线，称为粪道。粪道以股计算，每股门户、产量不定，价值随地域、户数、行情而定。占有粪道的人同时也占有晒粪场。粪便和粪道可以买卖，有的自道自工，有的雇工淘粪、晒粪，有的欺行霸市，强买强占粪道、粪场，成为粪霸。蒋氏姐妹这里所说的，应该就是指粪道了。1935年北平市市长袁良欲将粪道收归政府管理，遭到粪霸的强烈反对，袁良被迫辞职。粪业的混乱情况一直延续到1949年前夕。1949年8月，市政府颁布城区存晒粪便处理办法，限期将城区的粪便运往城外并在城外存晒。3个区共迁走大粪场15个，粪箱16个，填平粪坑128个。1951年11月3日，北京市公安局与市卫生局联合发布改革粪道制度的布告。市公安局依法逮捕了一批罪大恶极的粪霸，同时取消晒粪场，仅广安门外天宁寺、白菜湾一带就取消了272个，统一迁至广安门外岳各庄等指定地点。1957年成立130人的粪便清除专业队，对粪业实行统一管理，环境卫生状况大为改善。参见《当代北京大事记(1949—2003年)》44页；《北京市宣武区志·大事记》，48页、574页。并参见定宜庄、阮丹青、杨原《宣武区消失之前——黄宗汉口述》，北京出版社2014年版。

注208全名为“北京市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

注209白堆子位于阜成门外甘家口。

注210“大鸣大放”是指1957年春夏，毛泽东开展整风—反右运动时出现的一个风靡一时的政治词语。大鸣大放中的“鸣”与“放”，本来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缩写或简称。

注211四六风，即新生儿破伤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