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第三世界（第10/14页）

上述这一类国家，许多都在非洲这块不幸的大陆上。冷战结束，外来的经济援助也告断绝。过去几十年间，这些多以军事援助形式出现的外援，却已经将它们其中某些国家例如索马里，变成了军营及永远的战场。

更有甚者，随着贫国之间的差距愈深，人类在地表上的移动，跨越各个不同的地区和国别，也出现了最频繁的全球性高潮。富国的观光客，以前所未有的人潮涌入第三世界。以伊斯兰教国家为例，80年代中期（1985年），1600万人口的马来西亚，每年接待300万名游客；700万人口的突尼斯，招待200万名；300万人口的约旦，有200万的游客（Din，1989，p.545）。反之，穷国的劳动者也源源不绝地向富国移去，只要客居国不曾筑坝阻挡，涓涓之水便汇成浩浩之流。到1968年，来自马格里布地区的人数（突尼斯、摩洛哥，尤以阿尔及利亚为最），近达法国外来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1975年5.5%的阿尔及利亚人口向外移出）；而进入美国的移民当中，则有三分之一来自拉丁美洲——当时主要多来自中美洲国家（Population，1984，pp.109）。虽然这些工人多来自附近同一地区，但也有相当人口，由南亚甚至更远地方而来。不幸的是，在苦难的70年代和80年代的年月里，各地天灾人祸频仍，饥荒、族群清算、内战外患，造成了男女老少的大流亡，这股难民潮与劳工移民开始混淆不清。第一世界各国的态度，在理论上致力于帮助难民，在实际上却一心一意阻止穷国人口移入，于是在政策法律上都形成严重的矛盾。因此除了美国真正允许甚或鼓励第三世界大量移民之外——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也差强人意——其余各国，都屈服于本国国民日盛的惧外心理，采取了闭门拒纳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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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跃进”的成就惊人，再加上其日趋国际化的现象，不仅使得旧有的单一第三世界观点不再适用，更将第三世界的所有民众有意识地带进了现代世界。面对这个新世界，他们不见得喜欢，事实上如今风行在某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所谓“激进主义”团体——以伊斯兰地区为著，但也并不仅限于伊斯兰国家——以及其他一些在名义上属于传统派的运动主张，根本上便是向现代化挑战反抗的一种行动。（需要正名的是，并非所有激进主义派别都如此。[9] ）不过反对尽管反对，他们却都知道，如今自己身处的世界已经跟其父辈面对的世界完全不同了。这个新世界，是随尘土满天的乡间小路上的巴士及卡车，以及石油泵和装电池的晶体管收音机来到他们面前的。晶体管收音机将一个崭新的世界带到他们眼前——对那些不识字的人来说，传入耳中的广播电波，有时甚至还是以他们没有文字的方言形式出现——虽然收听广播是移居都市者才能享有的特权。可是在这里基本上每个人都曾在都市工作过，即便自己不曾在城里打过工，几乎也都有三亲四友住在大城市，在那儿讨生活打天下。因为乡间人口以百万计地拥向都市，甚至在以农村为主的非洲，动辄人口达三四十万的都市如今也不少见，例如尼日利亚、扎伊尔、坦桑尼亚、塞内加尔、加纳、科特迪瓦、乍得、中非共和国、加蓬、贝宁、赞比亚、刚果、索马里、利比里亚等。于是村镇与城市密不可分，紧紧连接在一起。甚至连最偏远的地方，如今也生活在塑料板、可乐瓶、廉价电子表、合成纤维的世界中了。而在奇妙的历史逆向反转之下，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竟然也开始在第一世界国家里推销它们本土的技能或物品。于是欧洲城市的街头，可以见到一小群一小群南美安第斯山脉来的印第安游民，吹弄着他们的感伤的笛乐。纽约、巴黎、罗马的人行道上，则有西非的黑人小贩，售卖各色小玩意儿给西方大城里的居民；正如这些大城市居民的先祖，曾前往非洲大陆经商一般。

凡是大城市，自然便成了变化汇集的中心点，别的姑且不论，大城市照定义天生便代表着现代。一位来自安第斯山区的移民，便经常指教子女道：“利马更先进，诱惑也多。”（Julca，1992.）也许进城之后，乡下人还是用老家带来的工具为自己建立起遮风避雨之地，盖起一片片跟在种田的家乡无异的破屋茅舍。可是城里毕竟太新奇了，充满了他们从未经历过的事物，眼前的一切，都与过去如此地不同与矛盾。在年轻女人身上，这种变化的感受尤其显著。于是从非洲到秘鲁，都对女人进城之后行为就变了样的现象发出同声悲叹。一位由乡下进城的男孩子，便借用利马一种老歌（huayno ）唱出了抱怨之声：

当年你由家乡来，是个乡下小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