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第三世界（第11/14页）

如今你住在利马，秀发梳得像个城里妞；

你甚至还说“请”等等，我要去跳个扭扭舞；

别再装模作样，别再自以为神气，

你我眉梢发际，其实半斤八两。[10]

（Mangin，1970，pp.31—32.）

其实就连乡间，也挡不住这股现代意识之流（即使连尚未被新品种、新科技、新企业组织及营销方式改变的农村生活，也不能幸免），因为从60年代起，亚洲部分地区，已有因科学选种而兴起的谷物耕植“绿色革命”，稍后，又有为世界市场研发成功的新外销农产品。大宗商品航空货运的兴起，以及“发达”世界消费者的新口味，是这一类易腐坏产品（热带水果、鲜花）及特殊作物（可卡因）成为外销农作物新宠儿的两大原因。农村因此所受的影响，绝对不容低估。新旧两面的冲击，在哥伦比亚亚马孙河边区一带最为强烈。70年代，该地成为玻利维亚和秘鲁两国大麻的中继站，大麻在此炼制成可卡因。这一新天地的出现不过几年工夫，它是由不堪国家及地主控制而迁移至此的拓荒者所开辟的。他们的保护神，则是一向以小农生活捍卫者自居的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FARC）。这个无情残酷的新市场，自然与向来以一枪、一狗、一网即可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方式发生冲突。试想一小片丝兰（yucca）地、香蕉田，怎能与那虽不稳定但一本万利的新作物相抗衡？这个暴利的诱惑怎能抗拒？旧式的生活又怎能抵挡那毒贩横行、酒吧歌厅充斥的新兴城市？

于是乡间的面貌也改变了，可是其转变却完全依赖城市文明及城市工业的动向。乡间的经济状况，更常视本乡人在城里所能挣得的收入而定。如种族隔离下的南非，所谓“黑人家园”的经济，即建立在这种模式之上。当地10%—15%的经济来源，来自留守原地者的收入，其余则完全依靠外出打工者在白人地域工作所得（Ripken and Wellmer，1978，p.196）。乡下男女进城，发现人生原来另有一片天地，不管是本人亲身体验，或邻舍辗转相告。矛盾的是，第三世界的情况与第一世界部分地区一样：正当农村经济在城市的冲击下被乡民遗弃之际，城市却可能反过来成为农村的救星。如今大家发现，生活并不一定得永远像祖先那么艰苦惨淡，并不是只能在石头地上筋疲力尽，讨得那最基本的糊口之资。在风光无限旖旎但也正因此收成太少的农村大地之上，从60年代起十室九空，只剩老人独守。与此同时，以南美高地的村庄为例，村人虽然纷纷进城谋生，在大都市里觅得生存之道，如售卖水果（或更确切一点，在利马贩卖草莓），家乡村庄的牧野风光，却因此得以保存，甚至重生。因为综合外出户与留居户农业收入与非农业收入，农村收入已由农业性质，转为非农业性质（Smith，1989，chapter4）。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秘鲁高地这个极有代表性的个案研究里发现，许多出外乡民并未改行从事工业生产活动，他们谋生的选择是成为小贩，变成第三世界“非正式经济”活动网中的一员。因此在第三世界里，社会变革的媒介，极可能便是这一群由外出人组成，以某种或多种方式挣钱的中层及中低层新兴阶级。而其经济生活的主要形式，尤以在最贫穷的国家为最，就是上述往往官方无法统计的非正式经济活动。

因此，在20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年代里，原本存在于第三世界少数现代化或西方化的统治阶级，与其广大群众之间的那道巨大鸿沟，开始在社会的转型下逐渐缩小。至于这项转变何时以何种方式发生，以及转变过程中新的意识形态为何，我们不得其详。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多数连像样的统计机构都不具备，也缺乏市场及意见调查研究，更没有社会科学的院所及学人的研究资料可供参考。不过，即使在文件记录最进步完善的国家里，凡是由基层群众发动的社会活动，刚开始往往难于察觉。这也就是为什么年轻人的新文化、新时尚初起之时，往往难于预料掌握之故。有时，甚至连那些靠年轻人赚钱的人，如流行文化行业从业者，对于新萌芽的趋势走向也懵然不觉，更别说父母辈了。然而话虽如此，在少数特权精英阶层的意识层下，在第三世界的城市里，显然毕竟有一种不明的因素在激发、在萌动。甚至在那完全沉寂，有如一泓死水的比属刚果（今扎伊尔）亦然。否则，除此之外，我们又如何解释，在那死气沉沉的50年代，该地却兴起了一种于60年代和70年代非洲最有影响力的流行音乐（Manuel，1988，pp.86，97—101）？讲到这里，我们又如何解释，这个一直到当时为止，不但对当地人受教育一事抱反感，对任何内部政治活动也厌恶有加的殖民地；这个在外人眼中，无异于“明治维新前的日本，闭关自守，对外界敬谢不敏”的刚果（Galvicoressi，1989，p.377），竟会在1960年，突然政治觉醒，使得比利时人赶紧拱手让出，任其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