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第三世界（第9/14页）
造成这种“一种尺码”不再符合各家身量的最大原因，来自不同的经济发展状况。石油输出国组织在1973年的价格战中获得胜利，使得世界上首次冒出了一批以前不管以任何标准衡量，都属于贫穷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如今它们却摇身一变，成为世界性的超级富国；其中更以那些人烟稀少，由酋长苏丹（多为伊斯兰教）统治的沙漠或丛林小国为最。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50万名国民为例（1975年），在理论上，他们每人都拥有13000美元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几乎为同一时期美国的两倍（World Tables ，1991，pp.595，604）。像这样一类国家，如何再与——比如说巴基斯坦，那种鸽子笼式的国家继续相提并论？穷困的巴基斯坦，国民平均生产总值仅有可怜的130美元。至于其他人口较多的产油国，自然无法达到如此暴富的程度。可是石油致富毕竟证明了一个新现象：这些只靠单宗商品出口的国家，即使其他方面再落后不足，却可以因此变为极富。就算这些得来容易之财，千篇一律都被任意挥霍，[7] 也不能改变这个事实（来得容易去得快，到90年代初期，沙特阿拉伯已经把自己搞成债务国了）。
其次，众所共睹，第三世界中某些国家已经快速地转变成为工业国家，加入第一世界阵营——虽然相比之下，其财力依然逊色许多。以韩国为例，该国工业建设的成果虽然惊人，其国民平均生产总值（1989年），却仅比欧共体最贫穷的成员葡萄牙稍高而已（World Bank Atlas ，1990，p.7）。但是，即使不论质的差异，韩国也不可再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相提并论。两国的平均国民生产总额于1969年完全相同，到70年代中期，依然相去不远，同属一个等级；但如今双方差距则已有5倍之遥（World Tables，pp.352，456）。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于是一个新类别，所谓“新兴工业国”的称号于此时诞生，上了国际术语的名册。这张榜，并没有一定的版本及定义，可是入榜者一定都包括了“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韩国）、印度、巴西和墨西哥。第三世界工业化突飞猛进，因此马来西亚、菲律宾、哥伦比亚、巴基斯坦、泰国，以及其他某些国家，也曾经榜上有名。事实上这一类快速兴起的工业力量，跨越了三大世界的界限，因为若严格而论，原有的“工业化市场经济”国（即资本主义国家），例如西班牙和芬兰，以及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也应包括在新兴工业国的行列之内。至于70年代末期以来的中国，自然更不在话下。
事实上在70年代，观察家开始注意到一种“国际分工的新秩序”，也就是以世界性市场为对象的工业生产，开始由此前独霸此业的第一代老工业经济地带，向世界其他地区大量转移，这种现象的形成，一方面是跨国经济体出于精打细算，刻意将其生产及供给的作业，由旧有工业中心转向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国家所致。而转移的结果，最终连高科技工业中一些极为精密的高级技术作业，例如研究发展的工作，也随之外流。现代交通运输及通讯上产生的革命性进步，更促成全球性生产作业的可行性及经济效益。此外，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也用心良苦，不断以征服出口市场的手段，以达到本国工业化的目的。有时甚至宁可放弃对本国市场的固有保护，也在所不惜。
有心人只要往北美任何一个购物中心，勘查一个其中琳琅满目的商品的原产地，即可见经济全球化现象之一斑。这股趋势，自60年代起慢慢展开，1973年后，在世界经济遭遇困难的20年中开始突飞猛进。其进展程度之快，可以再次以韩国为例佐证。50年代末期，该国80%的就业人口仍在从事农业，而其四分之三的国家总收入，也由农业收入而来（Rado，1962，pp.740，742—743）。1962年，韩国开始第一个五年发展计划；到80年代后期，农业生产在其国内生产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仅为十分之一。至此，韩国已经一跃而为非共产党国家当中第八大工业经济力量。
对于另外一些国家而言，它们在国际统计数字的排行榜上却敬陪末座（有些甚至一落千丈），其落后的程度，甚至连国际盛行的委婉掩饰，所谓“发展中”一词，也难以为它们粉饰打扮。因为它们不但穷不堪言，而且还在不断退步落后之中。于是一批超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被分出来归为一类，用以涵盖1989年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330美元的30亿人口（这么点钱还不知道他们是否真的有幸拿到手）。这个新归类法，是用以区别这些超级赤贫国家，与其他境况比较没有如此凄惨的第二类国家，以及境况更为宽裕的第三类国家作一区分。前者如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危地马拉，其平均国民生产总值是第一类的3倍。后者包括巴西、马来西亚、墨西哥等国，其生产数字则为第一类的8倍之多。至于世上最富裕的一群国家，其8亿人口在理论上平均每人可分得18280美元的国民生产总值。换句话说，他们的收入，为位居全球最底层的五分之三人口的55倍（World Bank Atlas，1990，p.10）。事实上，随着世界经济在实质上越发趋向全球化——尤其在苏联集团解体之后，世界经济的性质转变得更为市场化及以赢利为取向——投资人及企业家纷纷发现，对他们的赢利目的而言，世界上有很大一片地区其实根本无利可图。除非，或许吧，他们可以靠贿赂的手段，诱使当地的政客及公务员，将后者从可怜的老百姓身上榨取得来的公款，浪费在军备或无谓的虚名建设之上。[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