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第11/14页）

然而，不论从哪个角度评断，苏联式的体制实在谈不上“极权”二字，因此不得不让人怀疑“极权”一词，到底有几分确切的用处。这个体制，一未能实现有效的“思想控制”，二更不曾造成“思想改宗”。相反地，反而使人民对政治隔阂到令人惊异的程度。马列主义的官方学说，与广大民众之间没有任何明显关系，因此在他们身上自然发生不了感应。这门奥秘难懂的学问，只有那些打算在这条路上成就功业之人，才会对它发生兴趣。在经过40年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匈牙利，当问及途经布达佩斯马克思广场上的路人“马克思何许人也”时，他们的回答是：

他是位苏联哲学家，恩格斯是他的朋友。我想想看，还什么可以讲的？噢，他死的时候年纪很大了。

对大多数苏联人民而言，高层对政治及意识思想发表的公开谈话，除非与他们日常生活问题有切身关系（但是这种情况很少），恐怕很难有意识地吸收。只有知识分子，生活在这样一个建筑在号称理性“科学”的意识形态之上的社会，才不得不对其仔细聆听、认真看待。这种制度迫切需要知识分子，只要他们乖乖听话，不公开表示异议，体制便赐予他们丰富的特权与优惠。矛盾的是，也正因为这个事实，总算在国家严密的控制之外制造了一个社会出口。也只有如斯大林般的残忍凶暴，才能封杀住非官方的知识思考。一旦恐惧的冰封开始融化，不同的声音便立刻于50年代在苏联境内出现——《解冻》便是才气纵横的爱伦堡（Ilya Ehrenburg，1891—1967）魔掌余生所作的一本极具影响力的寓意小说。在60年代和70年代，不同的声音百花齐放，成为苏联舞台上的首要场景。这些声音，包括共产党内部的改革分子，在不肯定的情况下开始试探地表达包括纯粹知识性、政治性，以及文化性的不同意见。不过在表面上，苏联官方仍然维持着口径一致的“单一文化”（monolithic）——这个名词，是布尔什维克党人最爱用的。这种现象，进入80年代变得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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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苏联，其他共产党国家，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出现的，而在它们内部执政的共产党，也都是师法苏联模式，即斯大林的模式。就某种程度而言，甚至连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虽说早在30年代，在毛泽东的领导之下，中共便已从莫斯科获得了实际的自治地位。至于那些位于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阵营”新会员，与其接近的程度也许较轻，例如卡斯特罗的古巴，以及70年代崛起于亚非及拉丁美洲试图正式与苏联模式同化的大小短暂政权。在所有这些国家里，都可见到一党制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官方审定推行的文化思想、中央集中式的国家计划经济。此外，甚至也不乏在苏联军队及特务人员直接占领的国家里，当地政府往往被迫遵循苏联榜样，比如依照斯大林的模式，对地方上的共产党分子进行公审清算。可是这种司法闹剧，当地共产党并没有自动自发的参与热情，在波兰和民主德国，甚至想办法完全避免，因此当地始终没有共产党要人被杀或被送交苏联情报单位。不过在与铁托决裂之后，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当地领袖——保加利亚的柯斯托夫（Traicho Kostov）、匈牙利的莱耶克（Laszlo Rajk）分别遭到处决。斯大林在世最后一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内部也发起一阵令人难以置信的大审判之风，许多重要人物遭劫。这股清算狂潮，带有强烈的反犹气息，当地共产党原有的领导阶级被粉碎。这些现象，与斯大林本人愈来愈严重的妄想症状有多大关系，很难判定。因为这个时候，他的健康与精神状态，都已日走下坡路，他甚至还打算把自己最忠诚的拥戴者也清除掉呢。

40年代出现的新政权，虽说在欧洲地区都与红军的胜利有关，可是其中只有4国，波兰、苏联占领的德国部分、罗马尼亚（当地原有的共产党，最多不过数百余名，其中多数还不是罗马尼亚本族人），再算上匈牙利，其政府是由红军直接扶上台的。至于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两国，其共产党政权可算是自家成长。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则在1947年获得40%的选票，证明当时人民对他们真心拥戴。至于保加利亚共产党的影响力，受到该国普遍亲苏感情而强化。而中国、朝鲜，及前法属中南半岛的共产党势力——或者说，在冷战阵势摆明之后，位于这些国家北方的共产势力——则与苏军无关。1949年后，其他一些较小的共产党政权，有一段时间甚至曾受惠于中国的支持。至于日后以古巴为始，陆续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的新成员，也都是靠自己的力量，方才挣得入会资格。不过非洲地方的游击解放运动，却有苏联集团的大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