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第5/14页）

众多的“五年计划”，从1928年开始取代了“新经济政策”。这种“计划经济”难免粗糙——远比20年代那批首开计划之风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学者的精密计算为粗糙；而较之20世纪后期政府及大公司企业的计划工具，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学者自然又拜下风。基本上，这些五年计划的功用仅在创造新工业。至于如何经营，都不在考虑之列。而开发次序，则基本以重工业及能源生产为优先，二者同为大型工业经济的基石，即煤、钢铁、电力、石油等等。苏联矿产的资源富饶，因此前述的开发方向既合理又方便。一如战时经济——其实苏联的计划经济也可以算作一种战时经济——其生产目标的设定，往往可以不顾实际成本及成本效益的考虑（事实上必须经常如此）。在这种非生即死的拼命情况之下，最有效的方法，便是突然发布紧急命令，不管三七二十一，命令大家竭力赶工交卷。“危机处理”“紧急作业”，便是它的管理方式。于是苏联经济，便在经常性的作业之中，突如其来，每隔一阵子便来一下抽搐，全民总动员“发狂似的超额劳动”一番，以完成从上而下的紧急命令。斯大林时代终于过去，继之而起的赫鲁晓夫，竭力设法另寻他途，使苏联经济形成制度化作业，而不要只在“咆哮”之下才能发生作用。总之，斯大林深谙“狂风突袭”之道，将其奥妙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一再定下不合理的天文数字为目标，激使国人付出超人式的努力。

更有甚者，目标定了之后，还必须让负责人等明白其中的意义、细节，进而彻底遵照施行。如此一个命令一个动作，深入各地，连亚洲内陆的遥远边区村落也不例外——但是这些负责宣传及执行任务的行政管理人员、技师工人，却多数经验少、教育程度低，他们一向习惯的工具，是木制的犁耙而非机器——起码第一代是如此。卡通画家大卫·洛（David Low）在30年代访问苏联时，曾画了一幅漫画：一名集体农庄女工，“心不在焉地在给一台拖拉机挤奶”。基层人员素质低，更使整体计划质量降低，于是全部重任便落在仅有的上层少数人身上，中央集中化的程度日益加重。当年拿破仑手下的将领技术欠佳，参谋人员挑起重担。同样，苏联所有的决策，也愈来愈集中于苏联体系的最顶端。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高度集中化，虽然弥补了管理人才的短缺，可是却使苏联经济体系以及各个方面形成严重的官僚化。[2]

如果说，苏联经济仅以维持半自给状况为满足，并只求为现代工业奠定基础，那么这个主要于30年代赶工出来的粗糙体制，倒也发挥了它的作用。更有甚者，在同样粗糙的方式之下，它还发展了自己特有的伸缩余地。通常在现代经济那套繁复精密且相互关联的体制之下，牵一发即动全身，设定一套目标甲，往往会影响另一套目标乙的施行。可是苏联则不然，事实上就一个落后原始、外援断绝的国家而言，号令式支配型的工业化措施，虽然不乏生产浪费及效率低下之处，却能够发挥令人叹服的惊人效果。在它的指挥之下，数年之间，便将苏联一变而为数一数二的大工业国，并能一洗当年沙皇憾事，不但熬过对德苦战，最终还击垮了两次大战的敌人德国。当然战争期间，苏联的损失也很惨重，一时曾失去了包括占其总人口三分之一的广大土地，苏联各大工业领域的工厂也在战火下毁了半数。苏联人民的牺牲，更是举世无匹。世上少有几个国家，赶得上苏联在这场战事中，尤其是30年代间所遭受的惨重损失。苏联经济始终将国民消费所需列为最低优先，1940年间，苏联鞋袜产量低到全国平均每人仅一双略多，但它却保证人人可以获得最低额度的供应。这个系统，由控制（贴补）价格及房租的手段，给众人工作，供众人吃、穿、住，还有养老金、健康保险，以及原始粗陋的众生平等地位。直到斯大林死后，特权阶级才一发不可收拾。更重要的是，这个体制还给予众人教育机会。像这样一个文盲普遍的国家，竟能转变成现代化的苏联，如此成就，无论以何种尺度来衡量都非同小可。对数以百万计出生于村野的人来说，即使在当年最艰苦的年代，苏联的发展之路也意味着新视野的开启，代表着由无知的昏昧走向光明先进的城市。至于个人的启迪、事业的开发，自然更不在话下。新社会证据确凿，不由得民众不信服。更何况，除此之外，他们又哪里认识第二个不同的社会呢？

然而苏联现代化的成功故事，却不包括农业部门，以农业为生的人口遭到了遗弃。因为工业化的发展，是踩在被剥削、被利用的农民大众的脊梁上走出来的。苏联的农民及农业政策，实在乏善可陈，几乎一无是处。倘若尚有一处可堪告慰，那便是他们负起“社会主义初级积累”[3] 的大业重任。其实并不止农民群体，苏联工人，同样也挑起开发资源、为未来打基础的沉重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