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第7/14页）

简单地说，苏联体系的设计用意，在于尽快将一个极落后、开发度极低的国家，早早送上工业化的大道。它也假定，它的人民将满足于一种最基本的生活水准，只要有足以保证其生存所需的最起码的社会物质条件，一切都好说话。至于这些基本生活水平的高低，则全看这个进一步工业化的经济体系，在其全面总增长的巨流当中，能够疏漏下多少给人民消费了。说起来，尽管这个体系极其缺乏效率，极其浪费，却毕竟达到了上述目标。1913年在沙皇治下的俄国，虽有着全世界9.4%的人口，却仅占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6%，以及工业生产总值的14.6%（不过其农业产量，却只比其人口比例稍高而已）（Bolotin，1987，p.148—152）。苏俄已经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工业大国，而它维持近半世纪之久的超级大国地位，事实上也靠工业化的成果所赐。然而后来的发展，却有违共产主义者先前的期望。当苏联经济发展大车向前走了一段距离之后，由于其引擎结构设计的特殊，驾驶人虽然一再猛踩油门意欲加速，引擎却不快反慢。它的动力设计，本身便包含着将其力量消耗殆尽的结构。这么一个制度，却是1944年后，世界上将近三分之一人口所在的国家经济沿袭的范本。

苏联革命，同时也发展出一个极为特殊的政治制度。欧洲左派的群众运动，包括布尔什维克党隶属的马克思主义工人社会主义运动在内，都从以下两项政治传统出发：自法国大革命以来，一脉相传的雅各宾时期革命传统——选举式，有时甚至直接式的民主——以及集中式的行动导向。19世纪末叶在欧洲各地风起云涌的工人群众及社会主义运动，不论是以党派、工会、合作组织，甚或以上三种结合的面貌出现，其内部结构及政治志向，都具有强烈的民主气息。事实上，凡在普遍选举权宪法尚未存在的地方，以上这些运动，往往就是促其出现的主要力量。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不同，前者在根本上，便一心以政治行动为主要任务。苏联的政治制度，却扬弃了社会主义运动的民主性质（与其经济制度一般，后来也纷纷为社会主义世界的国家提供范本），虽然在理论上不断保持着它的科学内涵，不赞同个人独裁。[6] 简而言之，正如苏联经济是一个统制式的经济，苏联政治也是统制式的政治。

苏联政治制度的演变，部分反映出布尔什维克党本身变化的历史，部分反映了当时年轻苏维埃政权面对的重重危机及紧急形势，部分还反映出独裁者本人的怪异性情——这个格鲁吉亚地区一名酒鬼鞋匠的儿子，早先曾读过神学院，后来则在自封的“铁人”政治称号之下以铁腕统治苏联。首先，由列宁精心设计，并以一批训练精良的职业革命干部组成，专在中央领导分配下从事任务的先锋党团组织，其本身便极具发展为强权的性质。关于这一点，其他众多革命热情不下于布尔什维克的苏俄马克思主义者，早在当时便已提出警告。因为如此一来，党便可以取代它口口声声领导的人民；（被选出来的）委员会，则可以取代一般党员，甚至取代固定代表大会的意见；以至于最高领导者大权在握，一人号令天下。（理论上虽经由选举诞生）实际上定于一尊的元首，取代了一切。这种层层“取而代之”的危险趋向，有什么法子可以制止呢？当时列宁本人虽然不想也不能做个大独裁者，而布尔什维克党，也从来不像个军中幕僚单位，反而倒更像一个永远争辩不休的学社社团（其实凡属左翼意识形态的组织，都爱争爱辩），可是这种“取而代之”的危险性，却不因此而有所减少。十月革命之后，这种趋势愈发接近事实，党由一个不过几千人的组织，摇身一变，成为拥有数十万，最终甚至数百万专业组织者、行政官员、管理者、监督者的庞大政党。这些人声势浩大，成为主流，压倒了原有“老布尔什维克”的声音，也盖过了1917年前加入他们合作的其他社会主义人士，如托洛茨基。他们与传统左翼原有的政治文化毫不相通，他们只知道党永远正确，只知道上级的决定务必执行。因为唯有如此，革命的果实方能得以保存。

革命之前，不论党内外对于民主、对于言论自由、对于人民自由、对于宽容异己，对以上种种事项的态度看法为何，1917—1921年间的政治社会氛围，却使得任何一个意欲挽救苏维埃政权于危机之中的政党，都不得不陷于愈发走向权威统治模式的境地。其实一开始，苏联并非马上便成为一党政府，它也不排斥反对力量的存在。可是它却以一党独裁的姿态，靠着强大情报安全工作，以及全力打击反革命的恐怖，赢得了一场内战。同样，它也放弃了党内民主的原则，于1921年宣布，禁止党内对政策之外其他的政策进行集体讨论。在理论上指导它的“民主集中制”精神，如今“民主”不存，只剩下“中央集权”。它甚至不再遵照自己的党纲行事，原定每年举行的代表大会越来越时有时无，到斯大林时代，更变成无固定时间，偶一为之的稀奇大事。“新经济政策”年代虽然缓和了非政治层面的气氛，然而就党的形象而言，却没有多大好处。一般的感觉认为，党已成为了饱受攻击的少数分子，虽然也许有历史站在它的一边，可是眼前的行事方向，却不合国家现状及民众的心意。从上而下发布的全面工业化革命号令，遂使整个系统愈发走向强制权威，比起内战年代，其残忍无情，也许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这套连续实行权力的机制，如今更具规模。于是在“权限分离”之中剩下的最后一项成分，即“党”与“国”之间的分野，苏联“政府”最后留下的运作空间日益缩小，这个卑微存在的狭小空间，最终也全部消失。只见一党垄断，定于一尊的领导高高在上，绝对的权力在握，其他所有的一切，都屈从在他的号令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