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从毛泽东眼中走进苏区（第13/17页）

反映农民生存状况恶劣的并不仅仅是普通农民的困窘，事实上，当时代表农村富裕阶层的地主、富农也每况愈下。由于农民收入下降，地主租佃收入越来越难保障，而税赋却不断增加，“中等地主之能收支相抵不致沦入债丛者，亦已寥若晨星”。[223]江西永新等地调查发现：“纯粹靠收租为业者，一遇歉年，往往所剩无几。故买田收租为不合算之事。”[224]当时不少人都注意到：“留居乡间之中小地主，日渐没落，其自身反受高利贷之压迫。今年农民新华两银行之抵押放款，几全以地主为其对象，且所借款项，无一投资农业，多用于还债、抻会及各种消费事项。”[225]即使是真正的财主，为维持财产，也多不敢豪奢，福建惠安后楼村最大的盐主庄国宗拥有四百多坎盐田，“平时三餐都吃地瓜干……初一、十五、年节、生日就吃两餐米饭，一顿地瓜粥”。[226]对此，费孝通曾有精当的描述：“有限的土地生产力和农民已经很低的生活水准是经不起地主阶层们的挥霍的。把中国一般中小地主描写成养尊处优、穷奢极侈的人物，我觉得是不太切当的。‘一粥一饭’式的家训即使不能算是实况的描写，地主阶层平均所占的土地面积也可以告诉我们，他们所能维持的也不能太过于小康的水准。”[227]

清末以来，农村负担逐渐加大，由于田赋及一些捐税是以田亩为单位征收，在赋、捐不断增加情况下，占有田亩较多的地主、富农负担相应增加。江西兴国在决定缴纳摊派款时强调应“首由富户认定，继分甲乙丙丁等级摊派”，[228]相对富裕的农户成为各种势力保持自己财政来源的保证。虽然，地主、富农相比其收入的负担比例要低于中、贫农，但是，人均负担则远高于中、贫农。在土地革命兴起，政府军队活动频繁地区，地主更是不堪重负，军队“要饷要粮草要夫子，都取之豪绅地主，不如意的打骂随之，甚至把做土劣惩办”。[229]除应付必需的各种支出外，在社会不靖的情况下，地主、富农还要承担许多额外的开支：“有队伍来时，保长带人来，还要交一点。我们（指普通农民——引者注）交得很少，地主、富农交得多……都是土匪队伍来收”。[230]不断恶化的处境，使有些地区地主对土地的兴趣大大下降：江西万载中下等田，“地主企图摆脱粮税捐款，只欲收一两元代价，即可成交，然亦无人顾问也”；[231]南昌“下等之地，其地主有愿倒贴数元出卖以图避免捐税者……许多地主宁愿放弃土地不肯登记”；[232]闽北也有报告：“有田之人，多以田产为累，且繁重的租税与低下的农田收益，再复增长其势，故购置田地这一观念，在一般农民中并不发生作用。”[233]

从以上一系列事实看，当年农民的困窘确是不争的事实，革命的温床正是这样铺就的。当年何应钦在江西前方曾有一通痛切的反省，今天读来仍不失其意义：

中国贫弱到今日，实无可讳言，尤其是农村经济破产，手工业日趋衰弱，到处充满了失业农民。同时过去各地为政的人，往往不着力于改善农工生活，甚至听凭贪污土劣去摧残他们。试想一般啼饥号寒的人，有苦无从告诉，再加上一部分不良军警的骚扰、官吏的剥削、党部的因循，自然而然逼着他们走上土匪的道路……人类罪恶由于无知识的造成，而好变动的心理，也是普通人下意识中潜伏的一种不良的惯性，假使没有理智的判断，学识的熏习，法令的制裁，很容易不顾一般利益单独发展他的兽性。共匪看得非常明白，所以专从这点上来利用，虽然我们可以断定他们决不能成就，然而想到无知的民众，所以自投火焰的原委确实不能不内疚神明的。[234]

令何应钦内疚的状况在全国普遍存在，的确，它可以解释中国革命发生的内在动力。不过，这却并不足以说明为什么恰恰会在赣南、闽西这块土地上形成革命中心。因为如前所说，赣南、闽西固然环境封闭、经济落后，但维持基本生存并不比其他地区困难，在封闭的环境中，也容易有自得其乐、安于现状的心态，而地权更是属于分散地区，从经典的思路中很难找到其成为革命中心的缘由。事实上，在一个武装革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时代，关于革命中心的解说，似乎不能简单停留在土地问题和民众反应中，苏维埃革命的源流，应该也可以有更广阔的来路。

（7）革命源流的解说

中央苏区1930年代前后土地占有及农民生存状况的具体展现，关涉甚大，提供了几个颇有意味也不容忽视的论题。

其一，赣南、闽西虽然是苏维埃革命集中爆发地区，但这里的土地集中程度并不像许多论者认为的那样严重，闽、赣两省基本属于土地分散区域，而且根据江西的调查，苏区、游击区和白区各村庄土地占有也与土地革命呈现负相关状态，即苏区村土地集中程度是最低的。[235]有关研究将土地革命和土地集中必然联系的习惯做法，在这里未得到充足的证据支持。其实，中国农村大地主无论是地理距离还是心理距离都和普通农民拉开较大，其对佃农的压榨程度往往相对较轻，恰恰是中、小地主在与佃农及普通农民的密切接触中，易于产生利益冲突，这就是中共六大中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指出的：“地主越小，他的剥削方法越厉害，越凶恶，他出租田地的条件越苛刻。”[236]把土地集中看作土地革命主要成因的观念并不具有充足的说服力。[237]从贯串中国长历史的角度看，贫穷倒确实是农民屡屡寻求变局的一个基础性原因，20世纪以来随着人口增加、外国资本入侵、政治力量榨取形成的农村贫困的趋势，尤其使农民革命具有了更多的可能性。不过，贫穷是革命的温床，但贫穷并不一定意味着革命，何况作为土地革命集中地区，赣南闽西和中国西北乃至北方广大地区比，生存环境也不能算是很恶劣的。因此，虽然赣南、闽西存在土地占有不平衡、地主与农民间关系紧张、农民日益窘困等种种导致土地革命的因素，但和中国其他地区比，这里并不具有多少特殊性，上述因素不足以说明何以正是在这一地区形成苏维埃革命的巨大声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