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从毛泽东眼中走进苏区（第14/17页）

就革命的叙事而言，1920～1930年代的中国苏维埃革命是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开展起来的，土地革命也向被认为是中共革命成功的一个助推器。的确，其巨大作用不容否认，但衡诸事实，又不能不看到，它并不像人们常常认为的那样神奇。由于土地集中程度不高，农民从地主、富农那里获得的土地有限，加上苏维埃区域一般较小，战争负担甚重，农民真正得利其实并不大。国民党方面调查报告谈道：“赤匪以其威力强暴胁迫分配土地于农民，而农民并未得到增加生产与收益之实际利益。其所以啸聚山林几经岁月者，主要原因并非以土地革命为核心。证以收复后民众绝匪之念愈坚者，即为其分田查田工作最力之区，可见农民之从违并非以获得土地虚名为关键。”[238]这一说法虽不无贬抑之处，但也不能说纯属信口雌黄，中共党员，时为《申报》记者的陈赓雅实地考察后写道：“尝与一分得田地之农民谈话，据称：单就分田论，固属满意，且无债务等之榨取与压迫，生活确系已较前改善。但因有兵役，及战时经济统制，义务公债承债之负担，一则致种田机会减少，一则使经济负担较大，并且战祸绵延，结果殊与愿望相反。”[239]这种状况后来在抗战及三年内战时期均可见到，1947年华北财经会议上，中共领导人对土改后的有利和不利方面做了客观的估计，有利方面是：

（一）无地少地的农民获得了土地，从此不受剥削的在自己的土地上劳动，生产情绪提高了。（二）地主的浮财大部分转入农民的手中作为扩大生产的资本了……（三）使过去不参加劳动的二流子、地主、妇女等，也推上了劳动战线，可以增加总生产力。（四）政府大力帮助农民推动了生产进程。

不利方面是：

（一）农民得到了土地并不是得到了一切，牲口农具不够用，即浮财多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二）过去的社会积蓄要受到损害，如地主的破坏、埋藏，农民的浪费拆散等。（三）骤然改变的个体小生产，一时还赶不上经营地主和富农的大生产的力量。（四）地主的仇恨和破坏，使一些较大型的生产工具（如水车、作坊等）被破坏，农民一时无力使用和修理。（五）地主造谣，富农和部分中农怕割韭菜，生产情绪不高，有些农民认识模糊，或怕变天，或想吃完再共一次的盼“共产”，因而也影响生产情绪。（六）农村借贷机会少了，靠公家的贷款不够用，资金周转困难。（七）大规模的支前，劳力缺乏。[240]

董必武谈到的内战时期中共由于占领区域的扩大，财政经济上回旋余地已比苏维埃时期大得多，但尚面临着上述问题，苏维埃时期的困难可以想见。其实，当时中共屡屡出现的剥夺富农乃至生活稍好的中、贫农的政策偏差，和中共在普遍贫穷的背景下希望尽可能给予农民更多的实惠以争取农民的内在要求就不无关系。

其二，虽然土地集中程度和苏维埃革命没有必然联系，但是要厘清20世纪上半叶中国农村革命的动力，理解农民对土地的渴望仍具重要意义。如所指出的，赣南、闽西地区7%左右的地主、富农占地达30%左右，而占人口一半左右的贫苦农民仅占土地的约20%。地主与贫农平均占地比普遍在10倍以上，相当多的农民拥有的土地无法维持自身的生存。而由于这一地区复杂的地权结构，尤其是公田的大量存在，一半左右的农民为维持生存不得不和地主、富农及公堂土地发生租佃关系，承受着40%～50%的租佃负担。在土地分配存在着相当的平均余地情况下，作为基本的生存要素，拥有更多的可以自主的土地是农民衷心的期盼。所以，当土地革命广泛开展后，没收地主土地在农民中平分，对农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湘南暴动期间，“在未分土地以前，农民藏匿土豪劣绅，到分配土地以后，农民都不藏了，并且看见土豪劣绅即抓，抓到就杀……惟恐敌人之到来而使他们不能稳定所分得之土地”。[241]李六如描绘：“打了一些胜仗，革命形势日见高涨之后，一般农民天天跑来问我们：‘你们不是说过大家分田吗？’一面拍我们的肩背，一面笑眯眯的催促。”[242]早期中共革命领导人大都意识到：“没有土地的果实，是不能发动群众的。”[243]“普遍的贫农对于土地、财产的要求不消说是为农村革命斗争的中心动力。”[244]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第一要素，对土地的渴望是农民理解、接受、走向革命最直接的利益驱动。尤其是赣南、闽西大量公田的存在，更为中共开展土地革命提供了十分方便的资源，公田的分配，触及利益较少，农民又可得到实惠，是中共可以充分利用的活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