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从毛泽东眼中走进苏区（第15/17页）

在领导农民开展革命时，中共成功的策略也对鼓动农民起来革命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很多记述都提到，农民作为被“发动”的革命者，其阶级意识和自觉的阶级对立是在中共领导的革命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取得农民的信任，满足农民的愿望，至关重要。中共领导的革命的第一步，往往是和农民经济利益密切相关的减租、平谷（限制谷价）、废除债务、抗捐等，这些使大部分农民受益，农民“一尝其味，决不会轻易忘记”。[245]从赣南闽西看，开始多以分谷子相号召，中共各级领导机关都注意到：“大多数贫民对粮食要求非常迫切，所以分谷子这个口号能发动了千千万万的广大群众起来”，“田未分时，个个农民都莫名其妙，以为不知那些田是他们的，收获后不好耕耘，有些无田更怕我们说话不实在欺骗人，所以到处都迫切要求分田……契纸烧完了，田分了，谷子收起了，农民家里塞满了谷堆子，都愁没有谷仓存储，这里可以想见一般农民是如何心满意足了”。[246]“群众说，只要分得十斤粮，死了一千人都值得”。[247]所以《红色中华》发表文章明确要求：“在分田之先必须要做散发财物——豪绅地主、反动派的衣物、谷、米、猪肉、用具等杂物分发给群众的工作以启发群众斗争，加深群众对分田的要求与认识。”[248]在满足农民经济利益、取得农民信任后，进一步将革命推向深入就顺理成章：“早先分地给老百姓，嗯一声，谁也不在乎，给多少要多少……谁也不去看看自己分的地是哪一垅，到种地时，谁也找不上自己的地在哪块。后来又分东西，穷人都分到了东西，心想：‘这回不干也得罪人了，反正好人也装不成了，干吧！’这才和地主撕破脸干起来了。”[249]

其三，1920～1930年代中国苏维埃革命以土地革命为中心，这是广被承认的事实，也是我们一直在正面或侧面应对着的论题。但同时还应看到，苏维埃革命源流具有多样性，苏维埃革命为农民提供的平等、权力、尊严、身份感，也是农民投身革命不可忽视的政治、心理原因。苏维埃革命前后农民的精神状态变化，当时多有反映。天津《益世报》指出：“四五年来农民知识渐有进步。例如匪祸前，农民不知国家为何物，更不知世界上尚有其他国家，今则知之；昔之认为须有皇帝以统治天下，至今则认为人民也可以管理国家；昔不知开会为何事，今则不但知之，且可选举委员，当主席。此外农民所知新名词亦不少。”[250]这种状况和苏维埃革命为普通农民提供的政治训练、社会角色、活动空间及社会政治地位流动直接相关。资料显示，当时中共在各个群体中受到拥护的程度由高到低排列大致是妇女、少儿、青年、中年、老年，而这恰和苏维埃革命前后权利、地位发生变化的大小是一致的。正如兴国高兴区一位出身中农家庭的女工所说：“以前女人是被男人管的，现在我们女人都不受男人的管理。以前女人‘话事’（说话——赣南方言，引者注）也不自由，现在我们女人可以在会场上演说。以前女人不能在外面做事，现在我们女人都热烈地参加革命工作……我过去不认识一字，现在受了厂里的文化教育，认识了一百多字。”[251]1940年代土地改革后的农民也谈道：“土地改革分下地，扎下富根，贫雇农为骨干，提高了咱地位，这是两件大事，什么分衣拿被子，那是毫毛浮草事。”[252]韩丁记录土改的著作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数据，在张庄调查的26个党员中，谈到入党动机时，自己承认是“想争取平等权利、言论自由的”有10人，占总数的38%，其他选择包括“因为翻了身而拥护党”的3人、“想为人民服务的”2人、“想打倒地主的”1人、“想当干部的”4人、“想掩盖缺点”的4人、“想在党的保护下躲避财产没收的”1人、“不知道是为什么的”1人。[253]因争取平等自由入党者远远高于其他选项，这一结果并非偶然，千百年来一直被忽视的普通农民第一次被纳入到社会政治活动中并成为主导者，其产生的影响、震动绝非寻常。事实上，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已对此给予了充分注意，而1937年中共土地政策改变后毛泽东仍强调“苏维埃形式上虽然改变，然在实质上没有多大的改变”，[254]其实也应和农村政治结构变动联系看方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只有充分注意到这些因素，我们才能对1920～1940年代中国广泛展开的农民革命有更为全面的了解，也才能对苏维埃时代并不完全成功的经济变动下农民的政治热情予以充分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