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莫扎特服务德国帝国主义（第7/17页）

塔利赫在歌剧院也继续排演莫扎特的歌剧。1941年12月4日，他指挥了《魔笛》的复演，主演阵容和1939年类似。1942年在国家剧院又上演了12次。次年轮到《费加罗的婚礼》，用的是约瑟夫·蒙克林格（Josef Munclinger）的新制作，首演于4月21日。这部歌剧之后又上演了20次，直到1943年年底为止，每一场都满座，观众都满怀热情。1943年11月23日的《唐·乔万尼》，塔利赫因病未能指挥，由鲁道夫·瓦萨塔（Rudolf Vašata）代替。最后，在1944年2月6日，塔利赫指挥了《魔笛》一轮三场演出的第一场；这三场的最后一场是2月15日。然而，到了这个阶段，布拉格的常规歌剧演出已经越来越受到全面战争紧张状况的限制。

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在被刺杀前几周察看了布拉格五月音乐节的曲目计划，略带嘲讽地说，应该联合庆祝莫扎特和德沃夏克，这样德国和捷克文化就合到一起了：

音乐对那些有艺术和音乐细胞的人来说是创造性的语言，是他们内心生活的表达媒介。在困难的时候，它帮助听者减轻痛苦；在斗争的伟大时代，它是一针清醒剂。但相当重要的是，音乐是日耳曼种族文化运作的永恒的外在呈现……在这种意义上，布拉格音乐节是对“掌握现在”的一个贡献，是未来的健康音乐生活的一个基石。[497]

然而，对布拉格的捷克公民来说，莫扎特的音乐几乎不代表“日耳曼种族文化运作的永恒的外在表现”。相反，用扬·涅梅切克（Jan Něme ek）的话说，莫扎特被看作——

几乎是一个本国作曲家，在一个音乐会曲目中必须有一定比例德国作曲家的时代里，莫扎特的作品不需要德国官员强制要求就会上演。莫扎特不需要宣传推广，始终是最受喜爱的作曲家之一。他身上没有任何大德意志主义的矫情或沙文主义的印迹。[498]

布尔诺——莫扎特和摩拉维亚

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境内，布尔诺（Brno，德文名为Brünn）一直是德语居民比例最高的城市。1918年之前，该市70%的人说德语；此后数量骤减，但捷克语和德语社区里，音乐活动一直非常丰富。和布拉格一样，布尔诺也有分开的德语和捷克语剧院，各有各的乐团和合唱团。然而德意志人和捷克人之间的关系一直紧张。尽管捷克统治者有所包容，但德意志人只被批准有限使用市立剧院，且几乎只能在条件和设施稍逊一筹的剧院里上演他们自己的制作。1933年后，随着经济环境日渐困难，德意志人对捷克人急速增长的厌恶情绪被纳粹有力地利用了。德意志人社区被号召起来，由他们剧院领头，聚集起来宣示民族团结。

在文化事务上，民主派和民族主义派的斗争在1938年到达紧要关头，后者占上风。慕尼黑协定之后，市政由德意志人操持。他们重新控制了市立剧院，强迫捷克语地区剧院（Czech Regional Theater）搬到一个不那么干净的房子里。新任歌剧院院长泰奥多·安东·莫德斯（Theodor Anton Modes）在康拉德·亨莱恩（Konrad Henlein）的苏台德自主运动的强烈支持下上任。他决定在12月6日以德语版《费加罗的婚礼》为“解放了的剧院”的第一个演出季揭幕。在该剧之后的则是该市之前演过的其他核心德语剧目。两个月前，占领者当局在布尔诺建立了一个新的乐团，延续此前由德意志爱乐乐团设立的传统。该团在保护国范围内独树一帜，其名称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布尔诺地区交响乐团”，直接显露出政治寓意。尼克劳斯·雅诺夫斯基（Nikolaus Janowski）——一个在布尔诺活动的诗人，轻歌剧《来自东方的少女》（Mädchen aus dem Osten）的作曲者——被聘为首席指挥。[499]

在莫扎特年，捷克语地区剧院以六场《伊多梅纽》表示纪念，第一场在2月25日举行。计划于11月14日开演的《唐·乔万尼》新制作因剧院被德国人强制关闭而取消了。纳粹当局把剧院总监和首席指挥交给了盖世太保。[500]与此同时，德国人以源源不断的音乐活动展示他们对莫扎特的忠诚，活动的高潮是12月在纳粹党庇护下组织的莫扎特音乐周。[501]节目册声称，莫扎特是“一个正面意义上的革命者，他不因为受到轻侮、感到失望、经历物质和精神的穷困而动摇，而是工作到最后一刻，带着一个志在完成日耳曼使命的天才的英雄意志”，因此，纳粹党直接参与此次演出是合理的。[502]

莫扎特音乐周的演出，参演者包括两个由纳粹建立的机构，以及两个来自奥地利的乐团，后者的参与意在反映此前有大量奥地利人定居布尔诺这一点。演出追随萨尔茨堡和维也纳重点强调的“青年”主题，在12月3日以希特勒青年团的莫扎特追思仪式开始。仪式上，雅诺夫斯基和地区交响乐团演奏了《“朱庇特”交响曲》。12月5日，布尔诺德语歌剧院为音乐节上演了《魔笛》特别演出。为了和党的路线一致，莫扎特的宗教音乐没有演出。[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