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莫扎特服务德国帝国主义（第9/17页）

音乐节从12月8日在克拉科夫举办的一场盛大的管弦乐音乐会开始。法郎克亲临现场，罗尔指挥他的乐队，1939年帝国音乐节上的国家级获奖者、小提琴家齐格弗里德·波利斯（Siegfried Borris）独奏《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K.218）和《A大调小提琴协奏曲》（K.219）。曲目除莫扎特外，还有雷格尔（《莫扎特变奏曲》）。盖尔妲·佩尔茨（Gerda Pelz）饱含热情地给《华沙时报》撰写了这场音乐会的乐评。她热切地驳斥了这世界上——特别是在维也纳的活动和大量广播节目之后——已经有太多莫扎特庆典的说法。相反，她说，所有证据都证明，聆听更多莫扎特音乐的愿望日益强烈。在帝国的这个特定地区，要是忽视这样的愿望，那就“违逆了总政府的文化意志”。[510]

然而，即便法郎克有着凌云壮志，克拉科夫的莫扎特庆祝活动根本无法媲美布拉格甚至布尔诺的活动。也许是因为德语剧院资源有限，它无法上演一部完整的莫扎特歌剧，而只能上演几出轻松的芭蕾（《无关紧要》以及《弦乐小夜曲》的编舞版），再加几段歌剧咏叹调。类似的大众演出还有另一场声乐音乐会，在名称不详的“党卫军和警察剧院”上演。音乐节还包括一场必需的宣传讲座，题为“莫扎特的日耳曼信息”，由埃里希·瓦伦丁在德意志东方工作研究会（Institute of German Work in the East）主讲。和维也纳莫扎特周相似，克拉科夫的节目是一场《安魂曲》的演出，由管风琴家弗里茨·卢布里希（Fritz Lubrich）指挥总政府爱乐乐团演奏，一个来自卡托维兹的大型合唱团也加盟演出。从《华沙时报》发表的评论看，《安魂曲》给了听众特别深刻的印象，合唱团的演唱“音量大得难以置信”，卢布里希表达出音乐里的每一份情感。[511]

华沙举办了为期五天的莫扎特音乐节，除《安魂曲》外，节目大多照搬克拉科夫的演出。但伦堡的节庆则有特别的意义。纳粹新近拿下这座加里西亚都城，视其为东线的最后一个欧洲城市。开幕音乐会在一个赌场举行，由柏林国家歌剧院四重奏和常驻慕尼黑的羽管键琴家尤丽娅·门茨（Julia Menz）演出。阿尔伯特·多沙伊德（Albert Dorscheid）在乐评中强调说：“在其他地区，未来文化发展的场馆均已有安排，德意志精神生活将具备一定规模。而在加里西亚及其都城伦堡，这些事仍处在初级阶段。”多沙伊德还说：“也许在这个遥远的地方，人们还无法如此深切而真诚地纪念德国音乐家莫扎特，因为不到半年前，这里还是布尔什维克艺术观的天下。”[512]

诗人、剧作家艾伯哈特·沃尔夫冈·莫勒（Eberhard Wolfgang Möller）刚从东部前线回国时，恰好能在开幕音乐会上特别亮相。他做了纪念莫扎特的即兴演讲，主题明确。他沿袭冯·席拉赫和戈培尔在维也纳的莫扎特演讲中提出的观点，把莫扎特在生前进行的勇敢而孤独的斗争和当前的斗争联系起来，宣称这位作曲家是“艺术的士兵”——这是“我们今天所认识的”莫扎特的新形象。[513]

总体而言，《华沙日报》上刊载的克拉科夫莫扎特音乐节乐评对节日的政治、军事背景鲜有提及。但在更接近前线的伦堡，对这些现实就无法视而不见了。这一点在该市莫扎特音乐节的终场音乐会就有所显现。音乐会在伦堡技术学院礼堂举行，由一个由柏林音乐学院的学生组成的室内乐团献演，弗里茨·施泰因（Fritz Stein）指挥。观众大多是急于被送回家乡的伤兵。这种情境对欣赏莫扎特的音乐是无益的，特别是，士兵们似乎是被强制要求来观赏音乐会的。还有一个困难——根据维尔纳·施勒特（Werner Schröter）在《华沙时报》的乐评——是乐手们从柏林远道而来，一路上天气恶劣，他们已经疲态尽显。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当这个大多由女性乐手组成的乐团走进会场时，士兵们一下子精神高涨。施泰因也说了几句话缓和气氛。施勒特认为，出现这种气氛变化，不仅是因为异性的存在令人愉悦，也是因为对莫扎特音乐的共同的喜爱。[514]

此后，在德占期，波兰并未出现关注莫扎特甚于其他德国作曲家的情况。不过，莫扎特的艺术被德国人挪用为在东线鼓舞士气、重整旗鼓的工具。1944年初，《维也纳费加罗》发表了一篇埃里克·韦尔巴（Erik Werba）撰写的评论，评的是东方广播集团（Sendegruppe Ostland）播出的一场莫扎特《安魂曲》。这场演出于1943年12月12日在明斯克的东方德语剧院（German Theatre of the East）举行，观众中有1200名士兵和“东部前线的文化先锋”。韦尔巴将其描述为“在阴沉灰暗的时刻对光明的纪念”[515]。所谓“阴沉灰暗”指的是在白俄罗斯日益增长的德军伤亡。这场演出就是纪念他们的。韦尔巴也许不知道，在此前一周有一个更“阴沉灰暗”的时刻：明斯克的最后一批犹太儿童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