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宦官横卧权力之榻的时代（第10/16页）

这样一组数字，究竟有多庞大呢？我们可以就此来做一个横向比较。

在刘瑾生活的年代，帝国的财政年收入是白银200万两。按照这个数字，刘瑾的财产相当于帝国150多年的财政收入。七十多年后的张居正通过十年改革为帝国积攒下的国库存银也不过1250万两。与这个数字比，刘瑾的财富足足是它的25倍。如果按照1两白银大约折合人民币400元来算，刘瑾的个人资产高达1200多亿元人民币。

史料记载，正德初年，兵科给事中周钥奉命去淮安地界查勘。就在他办完公差返回京城的途中，他在自己乘坐的船上自杀了。由于事发突然，等到身边的人反应过来，周钥只剩下一口气了。他身亡前没有留一句话，却留下了“赵知府误我”几个字。

刘瑾当权期间，一手抓权一手抓钱，但凡有京官奉命出差，他都会狠狠地敲上一笔竹杠。对于当时的京官来说，能够出趟公差，就等于获得了一次敛财的机会。刘瑾在这里玩的是权力分肥，既然我给你权力，给你发财的机会，那么我就应该分得利益。当时官员凡进京朝见皇帝，或从外地出差归来，都得先见过刘瑾，送上份厚礼，才能去见皇帝。布政使上京送礼的惯例是两万两，拿不出来的，就先在京师借，回到地方再设法偿还，时人称为“京债”。

当时的兵科给事中周钥到淮安出公差，返京也要按规矩向刘瑾送厚礼。淮安知府赵俊本来答应借给周钥“千金”，以应付刘瑾。可是赵俊突然变卦，这让周钥无计可施。眼看京城将至，周钥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只好自杀。

处理结果让人大跌眼镜，那位出尔反尔的赵知府被押送京城问罪。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影响自然很不好。刘瑾的党羽张彩是较有政治眼光的人，他对刘瑾说：“如今人们送给您的财富，并不都是私财，往往先借贷京师，回去后又动用官库中的银子偿还。您何必搜敛怨恨、遗留祸患呢？”

刘瑾深以为然。他早已不缺银子了，安全却越来越重要。这时候，御史欧阳云等十余人恰好按照老规矩来行贿了，刘瑾揭发检举了他们的行贿行为，将他们全部治罪，给自己换来了拒贿的名声。随后，刘瑾派遣十四位给事中和御史，严格盘查各地官库。官库的银子早被抽空了，如何经得住那些鹰犬的严查？于是，各地官府争相厚敛百姓，弥补亏空。

就像吴思先生所说的那样，这个过程如果反映到账目上，大概就是各地的“正簿”入了宦官的“杂簿”，各省长官回去后搜刮“杂入”，填补正簿中的“杂出”。而刘瑾等人又从宦官的杂簿中领走了自己的一份。

刘瑾也不是生来就如此贪婪。作为一个无家无业的太监，财富对他们这样的人来说又有多少世俗意义呢？那些在权力之路上不断奔波寻找终南捷径的官员，慢慢喂大了刘瑾的胃口。

根据史料记载，第一个送刘瑾大额贿款的人是右都御史刘宇。正德元年（1506年）年末，刘宇通过大学士焦芳的引荐搭上了刘瑾这条权力线。刘宇很是大方，出手就送了刘瑾上万两的银子（折合400万元人民币）。这是刘瑾“初通贿”，是他收的第一笔上万两银子的贿赂。

对于一个“初通贿”者来说，对贿赂的期望值肯定是比较低的。上万两的贿银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也难怪刘瑾会问：“刘先生何厚我？”我们之间并无深交，你怎么下这么大的血本？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权与钱的交易永远是一种非常态下的常态投资。

这一万两银子就像是一个炸药包，直接轰开了刘瑾在财富面前的最后一道防线。刘瑾虽然在官场混了几十年，可在权力寻租方面并无多少实战经验。他当然知道权力是有价的，但却不一定清楚到底价值几何。

也许在此之前，他收到的不过是一些成百上千的贿款，甚至有些帝国官员送他一个小礼品，就可以享受到他的权力庇护。正因为他不懂行情，所以刘宇奉上万两银子时，他才会做此表现。

金钱所到之处，帝国的权力之门洞开。刘宇在成为刘瑾“阉党”的核心成员后，仕途通畅，官至兵部尚书，加太子太傅，是仅次于太子太师的至尊头衔。刘宇在兵部尚书的位置上大肆受贿，因为在此之前，为了得到权力他已付出了巨大的成本，所以他必须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来收回成本，获取利润。在他当上中央六部中地位最高的吏部尚书后，发现文职官员根本不如武官来钱快，不免慨叹：“兵部自佳，何必吏部。”

刘瑾的大权独揽只维持了短短三年时间。明武宗朱厚照开始对刘瑾的独断专行渐生不满。他有意起用与刘瑾素有嫌隙的张永，试图对刘瑾进行权力制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