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宦官横卧权力之榻的时代（第12/16页）

为了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下，两天后，朱翊钧又给内阁重新下了一道谕旨：“朕前日头晕目眩，召卿面谕之事，且矿税等项，因两宫三殿未完，帑藏空虚，权宜采用。见今国用不敷，难以停止，还着照旧行，待三殿落成，该部题请停止，其余卿再酌量当行者拟旨来。”帝国正在用钱之际，又怎能取缔矿税，撤回矿监？除非皇帝将死，脑子不好使了，才会犯下前日的错误。

对于朝臣们来说，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朝令夕改。

这里提到的矿监，是万历时期权力结构中涌现出来的权力新贵。他们是皇帝派往地方督领开采金银等矿的宦官。与早期的宦官不同，此时的宦官分工呈多元化趋势。由于分工的细化，宦官的权力范围不断扩大，不再局限于皇宫内院。

可以说，他们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宦官，更像是中央驻地方的税务官员。他们的任务就是找人开矿或者是为别人开矿办理手续，从中抽取高额利润。宦官越过宫墙本就僭越大明祖制，如今他们又被明神宗指派到地方揽矿敛财，这更是一件疯狂之事。

张居正死后的第二年，万历皇帝接手帝国大权。没过多久，大明王朝的财政出现了严重亏空。导致明朝财政亏空的主要原因有三点：

一是庞大的皇室俸禄开支，拖垮了中央财政。明朝的皇室宗亲，吃的是国家的俸禄。明朝刚建国的时候，朱元璋的子孙还不是很多，但是经过两百多年的繁衍，皇族人数越积越大。人一多张嘴吃饭的就多，由此宗禄就成为大明国库的沉重负担。据《明史·食货志》记载，当时天下每年供给京师的粮食是400万石，而诸府的禄米是853万石，缺一半还多；以山西为例，山西留存的粮米是152万石，宗禄米是312万石；再以河南为例，河南存留的米是843万石，而宗禄米是1920万石。也就是说，两省存留的粮食，还不够皇室宗亲所需的一半，这还没有加上朝廷官员的俸禄和官兵的军饷。

二是运行庞大的权力结构，让帝国财政雪上加霜。明朝实行的是两京制，也就是在北京和南京，各有一套政府机构，各有一帮官员。这就导致机构臃肿，官员队伍庞大，各项俸粮达到了数千万石，而十三布政司和南北直隶额派的夏税秋粮只有2668万石，出多入少。这样的结果就造成了王府缺禄米，卫所缺月粮，各边塞地区缺军饷，各省缺廪俸。

三是万历时期的建设和开发，拖死了帝国财政。万历末年，皇家大兴土木，光是修建定陵，就耗费掉白银800万两，导致内府经费吃紧。没有办法，朝廷只好暂时挪用济边银来补充亏空。

明神宗之所以派出身边的宦官去采矿收税，除了内府严重缺钱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当时，受经济大环境影响，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呈现出非常迅猛的势头，这让整个帝国的官僚地主阶层都患上了财富狂热症。他们纷纷将自己手中的权力打造成为抽水机，源源不断地为自己抽取财富。面对这样的局面，万历皇帝那敏感的神经也被触动了，更何况他的帝国也确实需要真金白银来填补巨大的亏空。因此，明神宗下令全国只要有矿的地方都可以开采，以便从中收税。

矿监制度遭到了大臣们的一致反对。为什么大臣们的反应会如此强烈？因为明神宗的这一做法，触碰到了他们的利益。这种皇帝直接派人到民间收税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帝国自上而下的权力秩序。万历越过官府衙门和地方精英集团的做法，既违背了朱元璋的“祖制”，又破坏了权力系统的层层分肥法则，强行截断了利益管道的中间环节。因此，不可避免地招来了朝臣和地方官员的强烈反对，同时在民间也难以获得认同和有效合作，从而加剧了权力系统内部各势力集团之间的矛盾。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一个叫陈增的矿监被派到山东去开矿。但他在山东开了两年后发现，这个地方根本就没有什么值钱的矿。于是，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他创造性地把矿税改成了店税。陈增向明神宗汇报，山东做生意的多，商铺多，可以逐店取税，肯定会大有收获。

万历皇帝觉得这的确是一条生财之道，就因势利导，准许矿监可以同时开征商税。收税对象并不限于商铺，只要能够列出名目的税都可以一并征收。下面征税的宦官编制不够的，明神宗又加派税使。

只要能列出名目，都可以开征。万历皇帝的这个口子开得太大了，有些像在开玩笑。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坤宁宫发生了一场特大火灾。由于没能及时扑灭，连乾清宫也一并被烧为灰烬。

修复两宫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这样一来国库再次吃紧。于是万历皇帝将抽水管道伸向地方。有管道，还得有水源。明神宗命地方官府四处开采金银矿和原砂矿，只要发现矿源，就立刻派宦官下去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