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宦官横卧权力之榻的时代（第15/16页）

其实这是意料之中的事。科道官的御状是递交到明神宗手里的，御状的措辞激烈，矛头直指陈奉这些矿监，这就等于在攻击万历颁布的“新政”。皇帝虽然没有处罚上疏的科道官员，却给地方官员安了个勾连京官、党争祸国的罪名，通过处罚地方官来发泄对科道官员的愤怒。湖广官员就这样卷入了京城的党争，沦为万历皇帝和科道官员之间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采矿和管理矿产的官员都是皇帝最信赖的人，皇帝的信赖就意味着权力之源取之不竭。陈奉这些矿监从京城空降地方，虽然在地方上没有权力基础，但却可以动用公权力来强迫当地民众几乎无偿地为他挖矿，也可以不给当地支付任何成本而将矿拿走。

在皇权的打压下，地方的权力指数急剧下滑。为了保住头上那顶乌纱帽，地方主要官员不得不依附于矿监，这样就等于放权给矿监、税使。陈奉等人加大了对地方压榨的力度，民众对地方官府越来越不满。对于民众来说，官员与矿监是相互勾连的利益共同体，是天下乌鸦一般黑。

如果我们将陈奉放在权力的天平上衡量，他不过就是正八品的小吏，只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科级干部。按说他们根本无法与权力秩序内的官员相抗衡。可事实情况却并非如此，他领着一帮主动投靠来的亲信党羽在湖广地区为所欲为，将征税的过程直接升级为流氓式的拦路抢劫，竟无人可以制衡。

这种人好像天生就具有做恶人的天赋。他派出手下四处打探富户人家的祖坟位置，探听到结果后，就认定这些祖坟下面有矿，按照皇上旨意要挖。富户们只好给陈奉献上金银，来赔偿矿监的经济损失。陈奉在自己作恶的同时还鼓动手下人作恶，其党羽们敢在光天化日之下闯入民宅，奸淫妇女，有的干脆将妇女掠入税监办公的官署。

矿监税使虽然身负皇命，但他们在地方上的疯狂无异于流氓地痞。也就是说，矿监集团的发展是以网罗利用流氓地痞为前提的。当地官员对陈奉这种流氓式的做法敢怒而不敢言，更谈不上配合他们的工作。

对于那些长期居于内宫的宦官们而言，明朝中后期的政治制度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他们流氓式的手段也不仅仅限于牟取经济利益，反而以极大的势能向整个权力体系辐射。对于陈奉等人来说，他们根本没有官家制度的概念。在他们的眼中，只对皇帝一人负责。如今他们是奉了皇命，自然有恃无恐。

一次，陈奉从武昌到荆州征收店税。消息被当地官员故意散布出去，商人和老百姓得知后，聚集数千人在他必经之路鼓噪起哄。即使沿途有官兵护卫，陈奉也被飞来的石头砸伤。事后，陈奉向万历皇帝告状，说当地官员不配合自己在下面开展工作。他指出了五名不配合他工作的官员，然后将罪责全部推到五个人的头上。

明神宗一怒之下将陈奉供出来的几个人全都抓到北京关入监狱，其中就有湖广佥事冯应京。

冯应京是老百姓心目中的好官，在当地有着极高的威望。老百姓给的威望，很多时候在帝国官员们看来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在那样一种权力运行机制下，老百姓既不能决定官员的升迁，又不具备对官员的监督能力。所以在当时的大部分官员看来，能不能得到老百姓的认可是无关紧要的，能够维持权力的运行秩序才是最有效的。

陈奉无中生有地将冯应京的罪名公布出来后，老百姓难抑心头的怒火，纷纷跑到他的住所闹事。面对上万人的团团包围，陈奉心虚了，就躲藏到楚王府里。巡抚支可大从中调停，极力维护陈奉。老百姓一把火烧了巡抚衙门的正门，并捉住多名税官，将其捆绑后扔进长江。两名锦衣卫缇骑也在这次骚乱中也受了伤。

由于武昌当地政府的军事力量已被税使控制，所以陈奉在躲入楚王府后还能调动地方军队前往平乱。由此可见地方权力自主性的丧失。民变发生后，地方官府不仅不敢处置违法的税官，甚至还在陈奉的指挥下动用官军镇压民变。在暴力镇压之下，事态得到暂时的平息。聚众的百姓虽然散了，但就整个事件而言，不仅没有妥善解决，反而使矛盾更加激化。军事镇压不仅没有达到平息事件的目的，反而触犯了众怒，民变向整个湖广地区扩散。

陈奉在楚王府里躲了将近一个多月。他担心继续留在湖广会有性命之忧，于是请求万历皇帝将其召回京城避难。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地方政府已经无力控制事态的发展，最后在陈奉的授意下，巡抚支大可向中央政府求援。

当万历皇帝将陈奉从湖广地区召回的时候，他携带着从地方搜刮来的“金宝财物巨万”，在地方军队的护送下，领着绵延数里的队伍浩浩荡荡地赶往京城。在陈奉回京的同时，冯应京也被解往京城受审。老百姓十里相送，哭喊不绝。一边是从地方上搜刮来的民脂民膏，一边是从地方上收获的民心民意。搜刮民脂民膏的人，成了权力的宠儿；而收获民心民意的人，反而成了权力的弃子。冯应京穿着囚衣坐在囚车里，用动情的言语劝老百姓不要再闹下去，不要给皇帝添堵、给朝廷添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