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宦官横卧权力之榻的时代（第13/16页）

明朝的税收沿用两税法，是由户部主持，但皇帝又另外设立了一个专门的征税系统，由他亲自指派的宦官来负责，称为“某地某税提督太监”，老百姓就戏称他们为：矿监、税监、盐监、珠监等。太监，的确太能监，无所不监。

矿监、税使是个专业性很强的职业，他们只管税收而不管其他地方事务。他们的顶头上司只有一个人，也只对一个人负责，那就是皇帝。他们的政绩仅仅体现在税收的量化上，以数字说话。与地方的官府衙门相比，他们的权力行为只看重眼前，只对上负责，不需要对下有所交代。因此，他们所采取的手段往往是杀鸡取卵式的。

以矿监为例。按照常理，一个矿监就是一个宦官，但事实上，挂实职的是这一个宦官，但他屁股后面起码还要跟着上百个随从。在这上百个随从里面，负责干实事的就那么十来个，其他都是喝茶吃闲饭的。这还不算，这十来个干实事的，每个人也还要带上很多手下。这样一来，原本几个人就可以搞定的工作，跟滚雪球一样滚来滚去滚出一个庞大的矿监集团。

粗略一算，一个矿监就能解决成百上千人的吃饭问题。矿监税使每年盘剥近千万两白银，上缴内廷的只有几百万，也就是说，只有十之一二的数目作为任务被上缴，而十之八九的数目都要落入了矿监、地方官员、各级胥吏的个人腰包。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明神宗又向全国各地派设税监。矿使、税监往往是二位一体，主持开矿，同时也兼征税。此外，有的太监是专职征税。

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到三十三年（1605年），各路矿使、税监共搜刮三百万两白银，并隔三岔五地向皇家贡奉金珠、貂皮、名马等物。皇帝派出太监到基层刮地皮的做法，激起了官僚集团的强烈反对。

时任吏部尚书的李戴就指出了其中的猫腻儿：矿监、税使到地方征税，如果以十分计算，落到皇帝手里的只有一分，矿监税使本人要侵吞二分，他们的随从人员就地分取三分，当地土豪恶棍中饱私囊占去了四分。

这帮家伙一向是以“搜刮天下之民脂民膏为己任”，而且来头很大，一个个披着权力的虎皮深入地方，“口衔天宪，手握皇纲”。表面看来他们是在替中央收钱，实际上干的更多的却是敛私财的勾当。

明神宗对宦官们在各地打着自己的旗号为非作歹有一定心理准备，但是宦官们造成的祸害究竟有多大，他却不一定了解情况。文官们屡屡上疏弹劾宦官，万历却始终充耳不闻。历史记载，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各路矿、监税使向朝廷内库供奉银两就高达三百万之巨。看着从下面滚滚而来的真金白银，明神宗的火气自然也就消了。

作为一国之君，明神宗看重的是丰厚的利益回报。那些过去侍奉在皇帝身边的宦官到了地方，居然如此得力，为国谋福祉的能力毫不逊于那些地方官员，这让万历皇帝十分欣喜。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户部都给事中包见捷上疏，认为应撤回矿监税使，不然国本将为之动摇。明神宗根本听不进这些危言耸听的话，他不以为然地说：“老祖宗不也干过这事吗？到了嘉靖年间才告停，现在我只不过是在遵祖制而行。”

其实明神宗与宦官之间的关系，绝不仅仅是主人养了一条狗这么简单。朱元璋当年废除丞相集大权于一身，这就为自己的后世子孙定了“民工皇帝”的调调。起早贪黑，埋头干活，大大小小的纷繁杂务，皇帝都要亲力亲为，绝不假手于人。

既然官员们都不值得信任，皇帝只能依靠身边的宦官。尤其是万历皇帝，经历过张居正大权独揽的时期，他与权力系统内的官僚早就没有了互相信任的关系。从明神宗全面掌权之后的官僚机构布局中可窥一斑，万历四十年（1612年）时，首辅只剩下叶向高一人。权力副手本来就少得可怜，而明神宗自己又不愿干活，通常情况是，官员的奏章递上去，他就留中不发。这样一来，许多问题根本得不到及时处理。

既然你皇帝都不拿自己的“家天下”当回事，作为官员又何苦操那份闲心。首辅叶向高索性也当起了甩手掌柜，请了一个长期病假，窝在家里闭门不出。而当时中央权力机构中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只有吏部赵焕一位尚书，户、礼、工三部各有一位侍郎，都察院也整整八年没有配备正官。吏部尚书赵焕多次上疏请求补充缺少的官员，万历皇帝就是不予理睬。无奈之下，赵焕写了个辞呈递上去，辞官不干了。

职能部门严重缺员，已经使政府机构陷入一种半瘫痪状态，而那些在位的阁臣，由于长期得不到皇帝的批示和接见，根本就没有办法开展工作。就信任度和个人情感而言，在大臣与宦官之间，万历皇帝更加倾向于宦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