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煤山歪脖子树上的死结（第3/6页）

崇祯皇帝的脾气十分古怪，可以说是阴晴不定。譬如崇祯十六年的元旦朝贺，按时到场的就只有两位官员；崇祯十七年的新年朝贺，更是连一个大臣都没有出现。官员们连续两年都放了皇帝鸽子，坏脾气的朱由检居然都能够容忍，事后没有追究任何官员，实在让人摸不透他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

如果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审视，崇祯皇帝是一位有着太多小聪明而缺乏全局考虑和管理的皇帝。他身上有着太多少年人的习性，在心智和行为上的表现都像是一个“问题青年”，很多时候表现得过于急功近利，情绪上容易大起大落，待人处事喜怒无常。很多时候，他会按照自己的套路出牌。他的套路就是，在很多时候他会轻易否定一个人或者一拨儿人，当然也会轻易相信一个人或者一拨儿人。这就像是一个习武之人不等别人站出来挑战自己的权威，自己就束手束脚地将自己限制。这种自废武功的做法放在权力场上，根本不利于他对帝国权力的掌控。

臣皆亡国之臣

在崇祯皇帝当政期间，他先后任用了五十位首辅大臣，平均下来一年要更换三人，数字可谓惊人。尽管如此，在他人生的最后阶段，他还是道出了那句经典的亡国言论：君非亡国之君，臣是亡国之臣。由此可见，崇祯皇帝对帝国官员的成见和敌意有多么深。

意思大致相近的话，崇祯皇帝不止一次地在人前表露过。

第一次是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初四，朱由检面对满朝文武劝说他“南迁”时，说了一句黯然神伤的话：“国君死社稷，朕想往哪里去？！”然后又补充了一句：“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尔！”说罢拂袖而去。

第二次是三月十七日早朝时分，崇祯皇帝看着下面哭天喊地的大臣，陷入无言的境地。他用手指在桌案上狠狠地写下了“文臣个个可杀”的字句，让身边的司礼太监看了看，然后随手抹去。

第三次是三月十九日凌晨，崇祯皇帝在登上煤山之前写下的那封血书里，再次提道“朕误听文官言，致失天下”。在这里，崇祯皇帝两次提到“文官(文臣)”，一次是在自己痛下殉国决心时对在朝诸臣愤愤而发。崇祯皇帝并没有提到那些在外征战、给自己带来无数战败消息的督师武将们。哪怕是对左良玉、吴三桂那几个端着架子的地方军阀，他也没有恨到要杀了他们的地步。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崇祯皇帝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对帝国文官们恨意不绝？

“明末士大夫，问钱谷不知，问甲兵不知。”.文官们一生所经营的是程朱理学，是苦苦修炼的八股文章。而帝国晚期任用官员的传统，是要职非进士出身者不用，内阁非翰林进身者不用。这些进士翰林们虽然享有帝国官场特权，但是在非常时期并没有起到与君分忧、与国分忧的作用。崇祯皇帝在位期间，朝中阁臣、尚书就像走马灯似的来了又去。直到他魂飞煤山前一刻，他还是固执地认为自己绝对不是亡国之君，而那些在纷乱时局中和稀泥的官员个个是误国之臣、亡国之臣。

这种纠结得近乎变态的心理魔障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他：不是自己太无能，而是官员们太狡猾。这种怀疑精神在他与官员之间筑起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将整个帝国一步步逼向绝境。而每一步都是助他登上煤山的台阶，直接通向死亡。

煤山歪脖子树上吊死崇祯皇帝的绳子打了一个死结，但真正将崇祯皇帝推向死亡的，却是帝国文官们给皇帝编织的一个夺命结。

崇祯皇帝常年居于深宫。阴郁的宫廷生活让一个心智尚未完全成熟的少年人在精神上备受压抑。对朱由检来说，皇位是遥远而近乎渺茫的。如果他的哥哥天启皇帝能够再活久一些，如果天启皇帝膝下有子嗣，皇位怎么也不会轮到他来坐。

如果只是如果，并没有成为现实。当皇位犹如天上掉落的馅儿饼砸在朱由检的头上，他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可是时间从来不会等人，这就像是一场接力赛，当棒子交到手上的时候，接棒人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接的是最后一棒。朱由检并不是比赛型选手，他是被强行拉入赛道的，这种突然降临的压力可想而知。

将近三百年的漫长接力赛，从朱元璋开始，到朱由检接棒。如果说第一棒或者前几棒带有统治者的个人色彩。那么经过时间的冲刷，统治者的性格缺陷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帝国的病变血液已经渗进制度体系的肌理。遗憾的是，崇祯作为赛道上的最后一个接棒人，他在病变四起的制度体系下将自己的性格缺陷暴露无遗。当两者结合，帝国的死穴也因此被点中，并最终成为一道无解之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