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煤山歪脖子树上的死结（第4/6页）

对于十七岁就除掉魏忠贤的崇祯来说，他在人事管理与调控上的表现却糟糕至极。

由于缺乏对世情人情的认识，由于自身眼界的狭窄和内心的不自信，崇祯皇帝在用人上犯下了致命错误。他用了两个不该用的人。于是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本应走向光明的帝国时局被带入新一轮的党争旋涡中。这两个人，是继魏忠贤倒台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担任内阁首辅的温体仁和周延儒。

在魏忠贤被清洗后，“阉党”暂时性地受到了压制。可是这种此消彼长的权力制衡游戏，就像是小孩子玩的跷跷板。一方势弱，另一方必然势强，平衡也因此被反复打破。东林党人开始布列朝堂，进入内阁掌握实权。伴随着东林党势力的崛起，帝国权力集团内部的人事斗争也随之出现。由于东林党人进入权力核心层，非党人士就面临着被排挤的危险。阉党成员自不必说，一批新生代无党派人士也遭到了大力排挤，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温体仁和周延儒。

非党人士并不甘心落败，他们也就此卷入了这场你死我活的权力争斗。这就像是几方联手为帝国的盛大谢幕酝酿一场好戏。这场好戏的主角是三位江南才子，他们分别是代表东林党出场的钱谦益和代表非东林党新生代出场的温体仁、周延儒。当年天启皇帝清理东林党时，钱谦益被罢官回乡。等到崇祯皇帝上台，他又被重新起用，担任礼部侍郎。东林党的老一辈人物已经被天启皇帝打击得支离破碎，复出后的钱谦益自然就成为东林党的领袖级人物。

周延儒是文官中的翘楚。早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刚满二十岁的周延儒参加京城会试、殿试均中第一，集会元、状元于一身。这个成绩还是相当显赫的，要知道明朝三百年历史里连中三元者，只有洪武年间的黄观和正统年间的商辂二人。周延儒的仕途还是较为平坦的。崇祯初年，官居礼部右侍郎，成为部级高官，而此时的周延儒还是一名三十五岁的少壮派。

温体仁比周延儒大二十岁，也是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文人。虽然他的名气比不上周延儒，但是混迹官场的时间却很长。崇祯初年任礼部尚书，是周延儒和钱谦益的顶头上司。

朱由检是个不甘心的皇帝，他一直都在努力地想有所作为。作为非党人士的温体仁、周延儒二人就这样成为新皇有意仰仗的势力。如果就名望、才学、资历而言，作为东林党“带头大哥”的钱谦益进入内阁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可问题是他不仅要确保自己进入名单，还要确保他的竞争者不能进入名单。也就是说他要干掉别人，才能成全自己。

在权力场上，温体仁的资历比钱谦益老，职务比钱谦益高，是阁臣最有力的竞争者。

作为东林党的领袖级人物，钱谦益的人脉资源无处不在。在其同乡、门生和东林党人士的运作下，钱谦益顺利进入候选名单。在这份名单中，礼部有三位侍郎入选，而作为礼部尚书的温体仁却被排除在外。同样是礼部侍郎，被皇帝眷顾的周延儒同样也没有进入这份候选人名单。

这不仅引起了温体仁和周延儒的强烈不满，更为关键的是也引起了崇祯皇帝对帝国官员结党的怀疑。结党，在任何一个朝代里，都是皇帝最为痛恨和恐惧的事情。温体仁和周延儒本来自我感觉良好，谁知道理想如此丰满，可现实却如此骨感，结果让他们措手不及。他们当然不愿就这样在现实面前低头。在共同的利益面前，两人决定联手。他们抓住崇祯皇帝疑心重的性格软肋，向钱谦益及其同党展开疯狂反扑。

周延儒到处散布流言蜚语，指责钱谦益及其同党在这次会推中暗箱操作。温体仁还专门呈上一本《直发盖世神奸疏》，直接攻击钱谦益在天启元年以翰林院编修之职主试浙江时，接受考生钱千秋贿赂。为朝廷选拔人才都敢徇私舞弊，这样的人根本就没有资格当阁臣。

这场会推之战，最终以钱谦益被革职听勘、钱千秋被重新提审而画上一个牵强的句点。事后，钱谦益及其同党分别受到处分。在这一战中，温体仁、周延儒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他们从此与东林党人结下了梁子。崇祯皇帝对于“党争”一向持否定甚至深恶痛绝的态度，而温体仁和周延儒等非党人士以“不组党羽”“忧国思民”的姿态出现，因此占得先机。

不久，东林党官员卷土重来，向温体仁和周延儒展开攻击。东林党的攻击波也是一浪高过一浪，他们甚至将温、周二人直接定性为“阉党”分子。可是在痛恨结党的崇祯皇帝看来，这时候弹劾温体仁和周延儒的人越多，就越说明二人没有结党营私，否则他们不会陷入孤立无援的状态。受到的攻击越猛烈，崇祯皇帝对他们的信任度就越高。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群众越孤立的人，领导就越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