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朱元璋画像（第6/9页）

胡惟庸案杀的多是文官。后来，朱元璋又制造了蓝玉案，又杀了二万余人，这次多是武将。通过这两次屠杀，朱元璋将满朝最有实力最有能力的文武大臣基本杀光了。由于需要杀的人太多，他也懒得编造像样的借口，于是就一律“串通”“谋反”。他也知道再巧妙的借口也无法掩饰他那过于明显的动机，所以他在这一环节上有意地敷衍了事。他有绝对的信心，不会有人天真到揭穿他借口的地步。

考察朱元璋在这样疯狂屠杀背后的心理动机，显然还是深刻的不安全感。他自己对此也并不讳言，当秉性颇为仁慈的太子劝他手下留情时，他直截了当地告诉太子，我这样做，就是为了让你在我死后做安稳皇帝。登上帝位的朱元璋没有一天不被恐惧感所折磨，他总是怀疑别人都在盯着他的这份过于丰厚的家业，垂涎欲滴。他总是幻想别人都对他不怀好意。显然，在历经磨难之后，他的心理状态已经不正常了。百战之余九死一生的朱元璋在一系列阴谋、背叛、危险中突围而出，回首一望，当年的惊险万状仍令他不寒而栗。长期复杂紧张的军事生活，使原本谨慎的他更加多疑，而且发展到近乎变态的程度。早年的卑屈生涯与现在的高贵地位之间过大的落差，使他经历的一切恍然如梦，在他心里时常泛起一种不可信、不真实的感觉，时刻担心这一切如梦如幻的荣华富贵因一时疏忽得而复失。正是这种得而复失的恐惧使他做出了种种奇怪的举动。

在这种令人难以接受的个人行为背后，还有着民族的集体心理背景作为支持，否则朱元璋再残忍，再自私，也不可能做出这样决绝的举动。

中国人不大习惯于平等合作，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自发成立的自治城邦。一个群体的构成，首要的条件便是权威的确立，而维持群体的稳定，则必须有效地消灭对权威的挑战。所以，朱元璋的诛戮功臣，是中国的权威型政治体系自我保护的一种反应，虽然血腥，虽然下作，但是并未受到传统史观的苛责，也不影响在传统史家眼中朱元璋一代雄主的地位，甚至正相反，它成了朱元璋雄图大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把稳定作为最高政治目标的话，这一举动是达到这一目标的保险系数最大的手段。

在有文字记载之前，中国人一定已经经历了无数代的相互欺骗、背叛、陷害和内争，过早成熟的智力和过于丰富的历史破坏了祖先们相互信任的能力，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相互伤害的痛苦记忆。所谓天无二日，国无二主，两个并立的政权，谁也不能保证没有吞并对方的企图，谁也不能打消对对方的恐惧，所以最明智的做法当然是强大起来，吞并对方。而一代代积存在血液中的记忆“漂流物”，使我们祖先的猜疑能力发展到极端，在汉语中出现了“斩草除根”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成语。一个王朝被灭掉之后，新皇帝的第一件事就是千方百计追索前朝皇帝的后代，务必干净利落地全部杀掉。相互防范、相互猜疑的心理发展到极端，几乎已经成了群体性心理障碍，因为总是用最坏的想法去推测对方心理，所以在心理上形成相互惊吓的共振效应，迫使人们以妄想狂的心态采取种种极端措施来消除自己给自己制造的恐惧。甚至历史上最有人情味、最为宽容理性、最有人缘的唐太宗李世民也是同样的刽子手。在和自己的兄弟争夺王位胜利之后，为了确保自己王位的安全，他把哥哥建成和弟弟元吉的那些无辜的孩子，一律杀掉。当然，这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是例行公事一般，不值得大惊小怪。所以，几千万言的《资治通鉴》对这件事只用了这样一句轻轻带过：“建成子安陆王承道，河东王承德，武安王承训，汝南王承明，钜鹿王承义，元吉子梁郡王承业，渔阳王承鸾，普安王承奖，江夏王承裕，义阳王承度皆生诛，仍绝属籍。”

就算有如此残酷的文化背景，朱元璋的所作所为还是太过分了，超出了常人的情度。他最为欣赏的楷模刘邦，在诛戮功臣这一做法上自然应该承担始作俑者的责任，但刘邦毕竟还事出有因，不管怎么说，这些昔日的功臣大都是自己先举起了叛旗。朱元璋的所作所为却完全是出于猜忌、阴暗，出于最大限度地保证大明江山的安全而不择手段。他不害怕神降罪，也不在乎良知的谴责，更不顾及友谊、信义这些人世间美好的情感，视他人的生命如草芥，因为一点点小事就可以大开杀戒。“所杀的人，从开国元勋到列侯大将、部院大臣、诸司官吏到州县胥役、进士监生、经生儒士、富人地主、僧道屠沽，以至亲侄儿、亲外甥，无人不杀，无人不可杀，一个个地杀，一家家地杀，有罪的杀，无罪的也杀，‘大戮官民，不分臧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