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朱元璋画像（第7/9页）

面对这样疯狂的屠杀，整个社会却如一潭死水，逆来顺受。面对朱元璋荒诞无稽不堪一击的指控，面对一桩桩一件件赤裸裸的冤假错案，被屠杀者们保持着令人难以理解的沉默。几乎没有人上疏抗议，没有人采取什么激烈的反抗措施。被牵连进去的就安安分分地受死，侥幸逃脱的则暗自庆幸白捡了一条命。吴人严德珉因病辞官，被朱元璋疑为不愿为所用，流放广西。朱元璋死后被赦放还。每说起此事，他都为朱元璋当时给他留了一条命而感激不已，总是北面拱手，连说“圣恩！圣恩！”

偶有几声不同的声音，却不是抗议，更不是批评，而是善意的提醒。被屠杀者们这时还是忠心耿耿地站在朱元璋的立场上，小心翼翼地向朱元璋指出，是不是杀得太多了，“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存者百无一二”。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地大量屠杀，是不是没有必要？这样下去，有可能带来一些副作用，比如天下无人可用，比如人们都不再愿意为朱家天下出力，“四方因之解体”。

这些沉默或者善意并不表明中国人麻木怯弱。相反，它恰恰说明了经历了数千年沉重历史的中国人的聪明智慧。人们知道朱元璋为什么举起屠刀，他们谁也不会天真到揭露朱元璋那些荒唐借口的地步。他们明白，抗议逃避或者哀求都不会有任何作用，只是浪费精力而已，而且很可能还会因此激起他更大的屠杀欲。更为关键的是，他们心里也完全认同朱元璋的逻辑，如果是他们处于朱元璋的地位，也很有可能采取同样的行动。所以，这时唯一可行的步骤是以朱元璋之心为心，告诉他你杀我毫无怨言，只是向他证明这样并不利于你自己。这无疑是最聪明的做法。

中国历史最让人悲哀最让人无可奈何的，无疑正是我们祖先的这种近乎极致的聪明和智慧。

酷刑

早年的贫困，给了朱元璋磨炼和智慧，也给他造成了深深的心理伤害。贫穷在什么时候都不是一种荣耀。他清楚记得父亲领着一家人，转佃四方，为了一张嘴，搬了一辈子的家。每觅到一家田主，佃来几亩荒地，一家人在土地上苦熬苦作上一年，算算收成，一多半是田主的租子。好容易把地侍弄熟了，多打一点粮，田主立刻就加租，不同意，就得领着一家老小继续上路。贫穷使得他在饥饿线上挣扎，贫穷让他们一家人如同几棵野草，不被人理睬，受尽践踏，孤立无援。这个毫无社会地位的家庭一次次受到地主们蛮不讲理的欺负，一次次遭到里甲胥吏们明目张胆的盘剥压榨，却只能忍气吞声，毫无反抗能力。十七岁上，一场大旱，这个在卑微屈辱中辛苦维持的家庭立刻土崩瓦解，几个月的时间一家里死了八口人，一家人几乎死绝了，剩下自己，茫茫大地上竟找不到一寸立足之地。

那时节，真是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自己活在这个世上，不但是多余，简直就是一种罪孽。在淮河两岸靠乞讨为生的四五年里，为了一口饱饭，他不得不厚着脸皮在豪门大户前一遍遍敲那连自己听了都觉得刺耳的木鱼声，忍受他人的毫不掩饰的轻蔑和厌恶。自尊心极强的他为了活命，不得不把这一切默默吞下。这些沉重而锋利的伤痛屈辱在他心中日积月累，早已化成浓黑浓黑的怨毒。他仇恨那些豪门富室，仇恨那些贪官污吏，甚至莫名其妙地仇恨一切过得幸福的人。

朱元璋的大屠杀对象中，有他的政敌，有他的潜在对手，也有他一时喜怒之下的牺牲品，最多的，还是那些中饱私囊的贪污官员。

腐败是这个国家几千年来的痼疾了。从根本上说，它附生在制度的漏洞上。明朝开国之初，朱元璋对待官吏极为严苛，给予的官禄极低，做官的甚至没法用俸禄养活自己。许多陋规，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却是历代相沿，实际上已是一种变相的制度。从这个角度说，某些贪污行为是无法避免的。朱元璋从来没有从制度角度去考虑问题，虽然已经成为最高行政首长，他却依然简单地、意气用事地把一切贪污都归结为道德问题，他杀贪官，不分罪行轻重，不管官职大小，只要略涉贪污，一律杀无赦。在洪武朝做官，人人战战兢兢，不知什么时候就要身首异处。由于诛戮过甚，南方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份，几十年间竟没有一个做到任满的官员，大多不到终考就掉了脑袋，侥幸没死的也都是流放边疆。有些衙门，因为官吏被杀太多了，没有人办公，朱元璋不得不实行“戴死罪、徒流办事”，叫犯罪官员戴着镣铐回到公堂办事。

洪武十五年（1382年），发生了著名的空印案。按明初规定，每年各地官府都要到户部报销账目，手续极为严格。有一项数字稍有差错，整个报销册便被驳回。大部分州府和南京相距数千里，重新造表加盖印鉴得花数月甚至一年的时间，于是各地官吏到户部对账时，都带着事先盖好印的空账册，以备驳回重新填写。这本是一个公开的秘密，通行多年，从来没有人提出过异议。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忽然发觉了这件事，看到这种违反规定的事竟然就发生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大发雷霆。一声令下，从户部尚书以下，包括全国大省的布政使，直到各县衙门的长官，一个不留，全部杀掉。这次共有数千人死于非命，其中包括许多有名的清官良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