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朱元璋画像（第8/9页）

引人注目的不仅仅是朱元璋诛戮范围之广，更由于他屠杀时花样翻新的手法。

每个州县衙门门口，都有一座土地庙，在明初，被叫做皮场庙。原因是这里是杀人剥皮的场所。贪污的官员就在这里，被砍下脑袋，挂到旗杆上示众，再剥下人皮，塞上稻草，做成人皮标本，立在衙门大堂的长官座位旁，提醒后来的长官，不要效尤。一时间，全中国大多数州县的县衙，都成了活地狱。

这还远远不算，朱元璋有比这多得多的花样。对付贪官，有墨面文身、挑筋、挑膝盖、剁指、断手、刖足、刷洗、称竿、抽肠、阉割、凌迟等许多非刑。仅仅这些汉字的组合，就已经让人的视觉神经受到难以承受的刺激。所谓刷洗，是把犯人光身子放在铁床上，浇上开水，用铁刷一遍遍刷去皮肉，而抽肠，则是用铁钩钩入犯人的肛门，把犯人悬起，直至肠子被钩出来。

这些本应属于地狱的刑罚，居然被号称治世的洪武朝天天使用，不能不令人深思。朱元璋对酷刑的偏爱显然不仅仅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而且有一种心理上的驱动。他的生命中遭遇到了太多的痛苦、目睹了太多的血腥、积累了太多的怨毒。浓黑的仇恨使他的心理已经严重变态。当他从社会最底层爬到最顶端，他终于可以一舒心中怨气，任心中的恶意肆意流淌。他显然从折磨他人的过程中享受到了某种快意和满足。

酷刑在中国已经有几千年源远流长的历史，残忍是我们这个民族性格中不可回避的阴影。鲁迅在翻检中国历史时，曾以悲愤的心情慨叹中国人在酷刑上的想象力。他说：“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非人类所能忍受的痛楚，也都身受过。”历史上承受的苦难折磨太多，一方面，成全了我们无与伦比的忍耐；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我们心理上的黑暗。也许忍耐麻木和残忍血腥本来是一对孪生子，中国人在承受这些酷刑时表现出的心平气和同样让人惊讶不已。明朝正德年间，曾经多次判决别人凌迟的太监刘瑾落入法网，被判凌迟三千三百五十七刀，分三日割完，第一天先剐三百五十七刀。先从刘瑾的胸膛左右动刀，割至十刀，则停下来吆喝一声，为的是防止受刑人昏死过去，体验不到痛苦。第一日刀数割完，天已黄昏，狱卒把刘瑾押回监中，上半身已经没什么肉了的刘瑾居然还有心情进晚餐，而且整整喝了两大碗稀粥！第二天接着用刑，可惜割至中途，刘瑾就毙命了，未能尽力配合使整个过程达到完美。

由于早年在社会最底层的生活经历，朱元璋习惯于血腥并能从中体验到乐趣。他把经历了汉唐盛世的14世纪的中国变成了人间地狱。他不分青红皂白地杀杀杀，可是杀了这批，换了一批，还是达不到朱元璋的严苛要求。为官者看到无论如何没有好下场，不如变本加厉地虐民为害，也不枉为官一场。“以禁网严密，朝不保夕，遂弃廉耻，或事掊克。”贪污事件依然层出不穷。“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尸未移而人为继踵，治愈重而犯愈多。”晚年的朱元璋不禁心灰意冷，在《大诰武臣》里无可奈何地说：“似这等愚下之徒，我这般年纪大了，说得口也干了，气不相接，也说他不醒！”

这种“说不醒”正是朱元璋自己造成的，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他希望看到的局面。事实上，这种状况恰恰为他发泄潜意识中的残忍血腥找到了借口，使他的变态心理得以在“惩治腐败”的幌子下得以实现。这一点也许连朱元璋自己也没有意识到。

距离

在保守家业的本能驱使下，朱元璋在位三十一年，“每旦星存而出，日入而休，虑患防范，如履渊冰，苟非有疾，不敢怠惰，以此自持，犹恐不及”。他自述道，自己经常“夜卧不能安席，常常因为想起一件什么可能危及帝国安全的事，便一夜失眠”。可以说，他为了大明帝国的长治久安耗尽了全部心力。在他的统治下，大明朝确实社会空前安定，人民生活秩序井然。以往那些威胁传统社会稳定的权臣外戚藩镇都被有效防范。在传统帝王中，他自律极严，生活非常俭朴。他不喜饮酒，平时除犒赏将帅，宴请百官，在后宫从不举行宴会，他每天早饭，只吃蔬菜。从传统观点来看，他确实是一位不错的，甚至非常杰出的帝王。

当我们拉远观察距离，我们看得更清晰的是，作为一个佃农的儿子，他在统治帝国的过程中把狭隘的农民意识充塞到整个帝国空间，乡野文化的粗朴有力地冲击了中国文化中的宽容优雅的高贵气息。虽然他智力发达，可是注定无法摆脱农民的视野和心理习惯。于是，他给整个中国的文化性格打上了浓重的农民烙印，使中国由外向转向内向，从放松走向收敛。他的高压政策和血腥手段扭曲了民族的心理性格，封闭了人们的视野。联想到此时西方已处于近代文明的前夜，欧洲人将要开始他们野心勃勃的扩张，朱元璋不合时宜的出现尤其令人痛心疾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