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谋不臧 山穷水尽（第20/35页）

假如徐州剿总能即时侦知刘伯承部的行动，事先作出适当的处置，便不会影响到全局。或儘早告知邱清泉作适当準备，也免得事起仓卒，手忙足乱，要连夜从前方抽调部队去稳定侧背，而鬆驰了第一线的战斗。

由于徐州剿总没有情报，而邱清泉也只注视当面的情况，没有顾到以外的变化。犹如「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至今回忆，犹深叹息！

（乙）李弥的部队，不是一个不能打的兵团。在抗战时期，扫归杜聿明指挥，曾有甚多表现。但在徐蚌战役中，始终被剿总「冻结」在徐州，使它没有一显身手的机会，诚令人不可解！

当刘伯承攻击邱清泉侧背时，如按当时实际情况而言，李弥兵团早就应该要行动了，不知为了什么，宁愿坐视战局逐日恶化，亦不肯动用李弥部队，这是刘峙总司令的最大失策处！

综合以上所述各节，可知援黄失败的癥结是：

第一、当邱清泉攻克鼓山，已胜利在望时，忽然半途杀出李逵，拦腰一击，影响全局。倘刘伯承不在最紧急关头，突然加入战斗，由陈毅一人独战邱清泉，则援黄战役即可胜利结束。因纵深数十里的坚强阵地，已被邱军攻克，制胜锁钥的鼓山，已握在邱清泉手裏，从此直下碾庄，轻而易举，怎会遭到失败？

第二、陈毅、刘伯承已经合力对付邱清泉，而放在徐州的李弥、孙元良等兵团，却都坐在城上观虎斗，徐州剿匪总司令刘峙亦不立即谋求对策，任令邱清泉从援黄火线上抽出部队，再回头去对付刘伯承。如此一来，无异放弃了救援黄伯韬。最低限度，已予陈毅以解决黄伯韬的机会。

所以，我的结论是：援黄失败的癥结，绝非邱清泉「救援不力」，而实由于徐州国军未能合力对付陈毅、刘伯承有以致之！

马步芳马鸿逵貌合神离

——给马步芳的一封公开信

马鸿逵

三十八年我被「撤职查办」案，完全由于青海兵团三十七年剿共不力，丧师失地，马步芳为掩饰自己过失，诬控我「擅自撤兵」而引起。前经函行政院、立法院，说明事实经过，请求彻查事实真象，秉公处理。无奈其时大局紊乱，蒋公下野，中枢纷乱，宵小弄权，凡我所陈，均无下文，因此我「职被撤」（其实我已无职可撤），但未获查办，不胜遗憾。至今时十余年，事过境迁，再求「查办」平反，殆已无可能，惟一任冤沉海底，实有未甘，爰就马步芳父子当时在西北私心自用，迫害我部种种措施，写了一封公开信给马步芳。谁是谁非？马步芳父子心裹明白，期与对质检讨，此信发表后，马步芳噤若寒蝉，迄未敢作答，其羞愧乎？良心发现乎，无可申辩乎？未便妄加悬揣，兹将该信原稿附录如后，用作历史见证：（此信为存真起见，完全照先曾祖亲笔原稿一字不易抄录。爱玲谨注）【按：「爱玲」，即马爱玲，马鸿逵曾孙女，马鸿逵口述回忆成书整理者。】

马鸿达

子香大鑒：

西北沦陷十有四年矣！未曾一面，亦从未通信。李宗仁挟嫌报私，妄以「撤职查办」罪名加诸于我，亦十有四年。我现年已七十，不愿长久蒙此不白之冤，使今日国人误解，将来历史失真，特愿表而出之，以明真相，而辨是非。幸垂察焉：

（一）无「职」可「撤」，「查办」何来？

抗战胜利，还都南京，于三十五年冬召开製宪国民大会于首都，原通缉有案之宁夏共党匪徒雷启霖（雷后出任共匪西北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及宁夏省府委员，可为铁证），以非法手段取得代表资格，出席大会，对鸿逵大肆攻击，曾一再请求中央澈查究办，均置若罔闻。鸿逵于此时，即深感国家纪纲不振，已萌退志。迨三十七年，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拟编组三军新军，鸿逵曾密电今总统蒋公略称：陕甘之人，身强力壮，是最好的士兵，但军中干部，万不可用陕甘一人，因现长官公署所用之干部，尽是杨虎城、邓宝珊之旧部，全属共产党员，万不可用。嗣奉总统严电申斥：「要和睦同僚，不可乱道。」主管机关并将我之密电，分送兰州张治中、郭寄峤，及新疆陶峙岳等传阅，鸿逵以耿耿赤诚，公忠谋国之心，既未能取信于中央，复开罪于地方，去志益坚。三十七年秋，一日在兰州张治中家中用餐，顺询当时甘省主席郭寄峤氏：「补充援榆林之役伤亡八千人之新兵，何时拨出？」郭答：「汉人不替回回当兵。」我说：「那末，回回也不能替汉人当兵。」在座省议会议长张维及地方闻人水梓，急起劝解说：「大家不必争执，这事由我们以地方人资格负责解决。」鸿逵一向主张泯除回汉界线，息争为国，不意郭氏以肩负省政重任之封疆大吏，竟有挑拨回汉情感，製造乱源。鸿逵以与素志相违，难以协力合作，亟思勇退。总统于三十七年十一月（按：应係卅八年一月）通电引退后，鸿逵为报答总统三代知遇之恩，绝不愿再为第二人作部下，亦决心告退，故于三十七年十一、十二两月，四次连电中央，请辞本兼各职，于是年十二月奉行政院令，准予给假回籍养病，宁夏省主席职务，另由行政院委人代理，并呈报备查在案，即离宁往兰州家中养病。军事方面，自国军编遣会议后，鸿逵所部已改为宁夏兵团，兵团司令官并已由中央另委人接替，直接接受西北行辕指挥，后西北行辕改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以张治中为长官，鸿逵为副长官之一，早已识破张治中卖身投靠的勾当，曾五次电请中央收回成命，决不就任副长官之职，并将副长官之委任令、印信及每月薪饷，完全退回。总统曾迭电申斥说：「不听话」，但鸿逵宁愿受申斥，始终未曾就任。三十八年春，鲍尔汉、陶峙岳由新疆来兰，与张治中等人每夜秘密商讨「亲俄拥毛计划」，当时西北人人皆知，甘省主席郭寄峤氏，常与三人同在一起，不知曾否向中央报告？鸿逵以在养病期间，不敢多言，惟恐既难取信于中央，复激怒总统。综上以观，鸿逵在政治、军事两方面职务，早已交代清楚，无官守、无职责、纯粹一平民身份而已。试问无职责之人，何来「撤职」？更何来「查办」？李宗仁私心自用，故入人罪，马步芳嫁祸诿过，借刀杀人，居心可诛。此种乱命鸿逵誓死绝不接受，现正呈请中央澈底查究。若鸿逵罪有应得，应严厉依法治罪，若与鸿逵无关，亦应早为昭雪，免鸿逵长此遭受不白之冤。若不「查」，亦不「办」，视同儿戏具文，则政府威信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