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谋不臧 山穷水尽（第26/35页）

我们由北平转到天津，事前曾遵照中央规定，致电市政府，请代準备交通工具应用，但声明不受任何招待。不料我们到达天津时，市政府已在一间大酒店準备盛宴，欢迎我们，我主张拒绝。李嗣聪则说他们已经準备好了，如果我们不接受，岂不令他们感到尴尬。我仍坚拒，因对天津的情形不熟，时已天黑，只得去天津市党部主任委员邵华家暂住。第二天，我们开始工作。先是我们在北平时，即接到天津寄来的密报多件，指控市工务局长王某（已忘其名）吞没日本移交的货物甚多。日本人为图便于移交，在写移交清册上，已将所存的货物以多报少，使接收人员有利可图；同时，又将所用的图记不照规定予以截角，而仍保存完整，以便接收人员仍可使用，亦即等于不露痕迹的行贿。这原是敌人用心狠毒的一种狡计。工务局属下的某机构负责人是王局长的内亲，他与王局长勾结，除隐没敌人有意留给他们的货物而外，又将移交册上的物品取去很多，然后再盖上敌人留下的完整图记，伪装是敌人移交前改动的。我们到天津后，我承办此案，即约原告密人见面，据说那些图记，还放在办公桌的某一抽屉内。王局长是一个初出茅芦的昏官，竟不知将他们妥为密藏或销毁。我去该局时，先向他索取敌人的移交清册察看，改得很多。我故意问他：「是谁改的？」他说：「敌人移交时就是如此的。」我又问：「敌人所用的图记移交没有？」他说：「移交时已经截角毁了。当时是我问一句，他答一句，由我笔录。事前我已请天津地方法院派一检查官同去，我和王局长谈话时，他坐在中间，王局长不认识他，误以为是清查团的职员。我将笔录给王局长看，并告以如有错误，可以改正，他看后表示无错。我请他签名，他也照办。

王局长签名后，我即在他的办公室打电话请市长张廷鹗到工务局，我先将我的笔录交与他看，然后当着他走去王局长的办公案开开抽屉，取出那些图记，并请他将王局长交与检查官带走。张廷鹗说：「王局长是简任职，我也是简任职，我无权将他交检查官带走，我必须先请示行政院。」我说：「你要请示行政院，当然可以；但如果行政院覆电要你不交人，我则是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就是蒋主席来电阻止，我也要依照清查办法的规定行事。那时，你如交人，便违背行政院的命令；如不交人，又要担负妨碍清查团执行职务的责任，岂不左右为难。所以依我看来，你最好是将王局长交给检查官后，再报告行政院。」张廷鹗想了一想后说：「那么，我送他到地方法院。」为了预防他在途中有变化，我也同去。到地方法院后，检查官向我说：「我们过去对有地位的人都是先在检查官室谈话，然后收押。王局长是有地位的人，是否亦应如此办理。」我说：「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不管他的地位如何，应一律依法办理，才可保持法律的尊严。」于是，检查官升堂如仪，庭警将王局长带到公堂，检查官问明姓名、性别、籍贯和职业等项后，即下令拘押。消息传出，全市鬨动，各报都出号外报导，大公报独无。据说，乃因该报主持人和王局长的父亲是好朋友。该报到清查团採访的是一个年轻女记者，她来向我哭诉说，她想退出该报。我劝她不必如此激动。我说：「今晚本团开会，我将报告清查此的经过，会后照例要送消息给各报，我相信大公报明天一定会登载的。」第二天，大公报果然照登无遗。后来王局长经法院审讯，被判徒刑三年。

我办完王局长的案后，又接办国防部特派员刘乃沂的贪污案。他是东北人，自北洋军阀时代，就在海军中做一个下级官，逐渐高升。据告密的人说，他在接收时，吞没大批鸦片烟和黄金美钞。李嗣聪先约他来清查团谈话，密嘱宪兵注意他的行动，我则根据告密人所提供的线索，乘其无备，去搜查他所租用的一个秘密地方和其住宅，果然搜出数十斤养珠，数千美金，十余条黄金和一百多件做女人冬季大衣的毛皮，但未发现鸦片烟，后来我又得知他另和一个名为红玫瑰的舞女同居，但不知她的真姓名和住址。我催逼警局务必于当夜查出，时已晚间十时，直至凌晨四时许，才得到报告，我即带同他去舞女家，一眼看去，便知已有準备。我认为搜查无益，正想离开，又见其母的床头有一些衣物掩盖着一个似乎是床头柜，走去揭开一看，却是小保险箱。我要她打开，裏面只有一张旧报纸。我觉得她把这张旧报纸放入保险箱，上面必有什么很重要的记载。细看数遍，才在分类广告栏内发现一则买卖房屋的启事，其旁有一小红线，房屋地址是北平。我立即打电话请本团留在北平的委员前往察看，他们终在屋内发现很多鸦片烟。继又根据屋内所得的线索，再查他的办公室，复在墙壁内搜得一大批。我们把刘乃沂交北平行营以军法审判，后来被处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