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八（第8/14页）

此间自闰中秋后，大波轩起，危险异常。伪忠王率全股攻扑金陵官军，纯用洋枪、洋炮、西瓜磞炮更番迭进，至十六昼夜并未收队。宁国、芜湖、金柱关，均有大股围扑，士卒病故者多，外有强寇之逼，内有饥溃之虞。皖北袁、李两帅同时去位。均须敝人兼顾。临淮一军久呼庚癸，尤觉难于抚驭。艰巨纷乘，莫名忧灼！兹将八月二十九、闰月十二日两次奏片抄呈台览。阁下体国恤民，不忍粤东之疮痏，若知东南数省危殆万分，或亦仁人之所矜念。

闻星使兴办各厂，仰承大力，渐有端绪。头、二批解款已抵江西总台，远分河润，感赖曷既！

复杨厚庵军门 同治元年十月初三日

接二十三日惠书，以咨减水师加饷一节谆谆复商，仰见阁下爱士之仁，无微不至。国藩亦深知前敌苦况，此数月来疾病死亡，艰难万状，每以不能拊循为愧。惟明定饷章，亦尝再三审慎而后出此。敝处于阁下及希庵所办之事，向不肯稍加驳斥，以两君事事斟酌，不烦敝处再加推敲。贵部向领鄂台之饷，鄙人尤可不必干预，特其中窒碍之处有不能不反复筹商者。

银价之贱，百物之贵，下游处处皆然。上海百物昂贵，则又增至一倍。阁下与严帅初议，系专加外江一军，由敝处参核，则不能不兼加内湖一军。上海食用奇贵，又不能不加淮扬一军，随后又有太湖一军，亦应归于一律。春霆陆军，无分亲兵、散勇，概系月支三两九钱。若水勇通加至四两二钱，则霆、淮各陆勇亦不能不普律增加。饷源太绌，实苦势难遍给。国藩通盘筹画，但求事理之平，以为久远之计，非敢有吝于贵部也。尊处通行在先，敝处咨减在后，可见并非阁下反汗，其中道变局，皆系鄙人之咎。且照原额业加三钱，亦足稍慰其意。五月之季，阁下在敝处席次言水勇当加至四两，厥后公牍，已加至四两二钱，实与敝处饷章多所窒碍。是以始拟置之不问，迟至三个余月之久，终不能不具咨奉商。尚冀俯鉴愚忱，仍照前咨办理，至以为祷！

勇丁既定为三两九钱，其哨官薪水，贵部与雪琴部下多寡参差，亦应改归画一。大约贵部各哨宜议增，雪部各哨宜议减，均须趁此次一并议定，庶不终于参差。

周万倬等四营已于十七日改令仍驻芜湖，分防梅滩嘴等处，扼贼上窜，适与尊意不谋而合。十八、二十一、二十五等日攻剿金柱、太平，甚得周镇之力，将来芜、太肃清，周镇能否赴宁国一助春霆，尚祈阁下酌度示遵。

复恭亲王 同治元年十月十九日

九月二十奉到密函，读悉片稿二件，即于次日函商薛星使、李中丞，又专人函商都将军，均嘱其慎密筹议。以事涉洋务，应由通商大臣会奏，请薛星使主稿复陈。顷接薛公复信，已于九月二十九日附片密奏。其未尽事理，俟颇颇福到沪后，再行续陈，想邀钧鉴。其都将军复函，至今朱来。报命少迟，伏希亮察。

本月初八又奉钧函，英国公使欲于安庆、大通、芜湖三处准洋商前往装运茶叶出口，询及地方民情有无妨碍，税课有无裨益，并问该三处是否早有洋商在此装货。查安庆、芜湖向来并无洋船停泊，大通与仪征两处，则洋船停泊者多。仪征系拖带盐船以上行，大通则为盐所到岸之处，即为茶所出口之处。该公使所称早有洋船在此装货，系属实情。国藩于洋务素未谙究，然体察情形，参之众论，大抵如卫鞅治秦以“耕战”二字为国，泰西诸洋以“商战”二字为国，用兵之时，则重敛众商之费；无事之时，则曲顺众商之情。众商之所请，其国主无不应允。其公使代请于中国，必允而后已。众商请开之子口，不特便于洋商，并取其便于华商者。大通一口，徽、池茶叶之聚处也；芜湖一口，宁国茶叶之聚处也。凡泊船之埠头，华商之总汇，洋商即就而收货焉。

安庆承平年间，贸易本自寥寥，又非茶叶出江必由之地。以鄙意度之，安庆一处虽许之，而洋船亦必不常来，大通、芜湖两处虽不许，而洋船亦仍难禁止。盖买者、卖者两便之地，我华商亦昵而就之也。自洋船入江以来，华民亦假托洋商包税漏厘，违抗官长。地方妨碍，在所不免。然前此业有汉、浔、镇江三口，今即再添数口，而妨碍之处未必加多，即减去一口，而妨碍之处未必骤少。至税饷有无裨益，国藩于关税之赢绌，生意之衰旺，向欠体验，不敢臆断。

来示又询地方官曾否征税，现未明定章程，地方官岂能过问？且无洋行经纪，无监督理事，官亦难稽查。该公使请发专照及不准他项船只前往，言皆近理。然洋人虽自称坚守信义，亦往往不能力践条约。其称金陵贼扰，从权办理，亦属欺饰之词。将来平靖之后，仍行禁止，殊无把握。应否示以宽大，予以通融，伏候鸿裁酌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