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史百家杂钞卷九（第15/23页）

唐杜岐公始作《通典》，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宝，凡历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其后宋白尝续其书，至周显德。近代魏了翁，又作《国朝通典》。然宋之书成而传习者少，魏尝属稿而未成书。今行于世者，独杜公之书耳。天宝以后，盖阙焉。有如杜书纲领宏大，考订该洽，固无以议为也。然时有古今，述有详略，则夫节目之间，未为明备，而去取之际，颇欠精审，不无遗憾焉。盖古者因田制赋，赋乃米粟之属，非可析之于田制之外也；古者任土作贡，贡乃包篚之属，非可杂之于税法之中也。乃若叙选举，则秀孝与铨选不分；叙典礼，则经文与传注相汩；叙兵，则尽遗赋调之规，而姑及成败之迹。诸如此类，宁免小疵？至于天文、五行、艺文，历代史各有志，而《通典》无述焉。马、班二史，各有诸侯王列侯表，范晔《东汉书》以后无之。然历代封建王侯，未尝废也。王溥作唐及五代《会要》，首立帝系一门，以叙各帝历年之久近，传授之始末，次及后妃皇子公主之名氏封爵。后之编《会要》者仿之，而唐以前则无其书。凡是二者，盖历代之统纪典章系焉，而杜书亦复不及，则亦未为集著述之大成也。以上言杜氏《通典》尚有未备未审之处

愚自蚤岁盖尝有志于缀缉，顾百忧薰心，三余少暇，吹竽已涩，汲绠不修，岂复敢以斯文自诡？昔夫子言夏、殷之礼，而深慨文献之不足征，释之者曰：“文，典籍也；献，贤者也。”生乎千百载之后，而欲尚论千百载之前，非史传之实录具存，何以稽考？儒先之绪言未远，足资讨论，虽圣人亦不能臆为之说也。窃伏自念，业绍箕裘，家藏《坟》、《索》，插架之收储，趋庭之问答，其于文献，盖庶几焉。尝恐一旦散轶失坠，无以属来哲。是以忘其固陋，辄加考评，旁搜远绍，门分汇别：曰田赋，曰钱币，曰户口，曰职役，曰征榷，曰市籴，曰土贡，曰国用，曰选举，曰学校，曰职官，曰郊社，曰宗庙，曰王礼，曰乐，曰兵，曰刑，曰舆地，曰四裔，俱效《通典》之成规。自天宝以前，则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备，离析其门类之所未详；自天宝以后，至宋嘉定之末，则续而成之。曰经籍，曰帝系，曰封建，曰象纬，曰物异，则《通典》元未有论述，而采摭诸书以成之者也。以上自述己之著作较《通典》有同有异

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其载诸史传之纪录而可疑、稽诸先儒之论辨而未当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则窃著己意，附其后焉。命其书曰《文献通考》，为门二十有四，卷三百四十有八。而其每门著述之成规，考订之新意，各以小序详之。以上言采摭旧说，间附己意

昔江淹有言：“修史之难，无出于《志》。”诚以《志》者，宪章之所系，非老于典故者，不能为也。陈寿号善叙述，李延寿亦称究悉旧事，然所著二史，俱有《纪》、《传》，而独不克作《志》，重其事也。况上下数千年，贯串二十五代，而欲以末学陋识操觚窜定其间，虽复穷老尽气，刿目铢心，亦何所发明？聊辑见闻以备遗忘耳。后之君子，倘能芟削繁芜，增广缺略，矜其仰屋之勤，而俾免于覆车之愧，庶有志于经邦稽古者，或可考焉。以上谦言，恐有繁芜缺略

古之帝王，未尝以天下自私也。故天子之地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王畿之内，复有公卿大夫采地禄邑。各私其土，子其人，而子孙世守之。其土壤之肥硗，生齿之登耗，视之如其家，不烦考核，而奸伪无所容。故其时天下之田悉属于官，民仰给于官者也，故受田于官，食其力而输其赋，仰事俯育，一视同仁，而无甚贫甚富之民。此三代之制也。秦始以宇内自私，一人独运于其上，而守宰之任，骤更数易，视其地如传舍，而闾里之情伪，虽贤且智者，不能周知也。守宰之迁除，其岁月有限；而田土之还受，其奸敝无穷。故秦、汉以来，官不复可授田，遂为庶人之私有，亦其势然也。虽其间如元魏之太和，李唐之贞观，稍欲复三代之规，然不久而其制遂隳者，盖以不封建而井田不可复行故也。以上言不封建，则井田不可行

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所得私也，秦废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三代以上，田产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废井田而始捐田产以予百姓矣。秦于其当与者取之，所当取者与之。然所袭既久，反古实难。欲复封建，是自割裂其土宇以启纷争；欲复井田，是强夺民之田亩以召怨。书生之论，所以不可行也。随田之在民者税之，而不复问其多寡，始于商鞅；随民之有田者税之，而不复视其丁中，始于杨炎。三代井田之良法坏于鞅，唐租庸调之良法坏于炎。二人之事，君子所羞称，而后之为国者，莫不一遵其法。一或变之，则反至于烦扰无稽，而国与民俱受其病，则以古今异宜故也。作《田赋考》第一，叙历代因田制赋之规，而以水利、屯田、官田附焉。凡七卷。以上言秦与商鞅、杨炎之事，君子羞称，而不能不遵其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