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阿门多拉（第8/14页）

法：阿门多拉，他们说你们才是资产阶级，说意共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资产阶级化了。因此你们再也吓不了谁。

阿：我们不愿吓人，我们曾经使人害怕过，这是错误的，类似不咬人但喜欢吠的狗的错误。我们知道，希望得到别人的赞同，希望获得多数，那就不应该使人害怕你。陶里亚蒂多次告诫我们：应该寻求支持，应该使人了解我们，尊重我们。今天我们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事实上已经受到尊重，否则我们怎能得到数百万张选票呢？这些选票不是来自非共产党方面还能来自哪里？投意共的票不是出于对它的尊重还能出于什么？共产党人可以使人喜欢，也可以使人不喜欢，但他们是严肃的人。现在已是众口一词了。由于我们的修养和诚实，我们才是严肃的人。我们从不乱说，对事物也从不毫无根据地轻信，我们说一不二，从不食言。我们的诚实是纯真的。我们的工资只留一半用于自己的生活，另一半交由党支配。我们处于严格的监督之下，然而，从未被找到应受责难的事……

法：这是因为你们还没有执政。

阿：我们管理了好几个地区，难道这不是一种经济权力的形式吗？可是，在我们管理的几个地区里没有发生过丑闻。我告诉您这是为什么，不是因为我们的人经过某种程度的挑选，人都是一样的……我并不认为共产党人比别人强。我们有一个制度，它保证了我们的诚实，这是一个伟大而又使人感到亲切的监督制度。例如，我在韦莱特里乡下造了一所小房子，为了造这所房子，我向西西里银行借了一千万里拉，陶里亚蒂便立刻担心起来，说我负了债。他去俄国之前（后来死在那里）还去看了这所房子，临走时讲了一句俏皮话：“我看到你建了幢红房子，不过，是波旁家族的红色。”是的，党对我们的私生话也有不少监督，可不是要求过分虔诚的行为。

法：你们可是有点过分虔诚。神甫都是过分虔诚的人。

阿：我们不是过分虔诚的人。过分虔诚往往掩盖实质上的放荡和不道德。我们不是伤风败俗的人。工人运动一直对个人品行有严格的要求。我们是严肃的人，也可说有点像清教徒。但革命始终是清教主义的，请看越南、中国、俄国。当然我们中间也有例外……贾恩卡洛·巴叶塔不是清教徒式的人，但没有人指责他，连我的妻子也不指责他，但她对我却那么严厉。要是我的妻子能允许我做贾恩卡洛所做的十分之一……这只是开玩笑，我自己对待某些事也是很严肃的。我喜欢一个安定和睦的家庭，我对跟同一个女人过了35年的婚后生活感到满意。当我看到我的周围和近亲中有那么多离了婚的人……不，请别误会，这不是天主教徒的态度，无疑我不是一个教徒，在加入共产党前，我就不是教徒，我是无神论者。我曾被邀请在一个教士讨论会上作无神论报告。唉……当他们说我是个不自觉的天主教徒，要为我祈祷时……刚才谈的事情跟天主教无关，而是跟严肃性有关。不能容忍我行我素，我行我素不是自由，而是放纵和缺乏意志。生活应该受意志支配。

法：阿门多拉，请允许我插一句重要的话，是否也出于这种清教主义，你们共产党人在离婚问题上表现得如此糟糕？开始是投票反对离婚法，随后又持模棱两可的态度……

阿：过去，我们不愿为发生一场宗教战争提供口实。我们不愿让帕切利教皇[19]有理由把教徒逐出教会。我们没有忘记战争刚结束时，在南方的集会上教区神甫煽动群众与我们对立。我是在群众向我们扔石块的情况下组织集会的。应该承认，在我们从事抵抗运动时，对梵蒂冈和天主教会的确切态度并不了解。当我到罗马，德拉托雷伯爵询问我们将如何对待拉特兰协议[20]时，我才意识到这点。我当时对他所提的问题还从未考虑过，面对突然的提问，我当时回答说：“我们将遵守拉特兰政治协议，但要废除教廷与政府之间签订的宗教协定。”德拉托雷伯爵是一位颇有礼貌的绅士，他回答道：“要废除它有些困难，最好你们重新考虑一下。”后来，我结识了德加斯贝利。他在解放运动中显示出他是个强有力的人物，我意识到在营垒的另一端的自由党人是微不足道的，真正的力量是德加斯贝利。通过他，我对梵蒂冈的作用才有了确切的认识。当陶里亚蒂告诫我们“不要陷入一场宗教战争”时，他也有了同样的认识。请注意，要是我们在离婚问题上的斗争不采取温和的态度，要是我们一味搞激进的极端主义……

法：首先你们必须考虑那些在教堂结婚，星期日做弥撒的意共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