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阿门多拉（第9/14页）

阿：是的。在意大利共产党人中，正如意大利人民一样，虔诚的信徒占少数，自觉的无神论者也是少数，大部分人视洗礼、结婚、临终涂油礼为人生三件大事，因此我们的非宗教活动是缓和的。不应该再发生折磨老社会党家庭内部的那种戏剧性事件了：丈夫不是教徒，妻子则望弥撒，而教育子女和给他们洗礼的都是妻子。意大利的家庭已经遭受过折磨和苦难，不能为了使家庭持现代立场，使它们陷入新的“内战”。要理解离婚必须靠自己去认识。大多数意大利人已经不把离婚视为世界的末日，而认识到只是当一个家庭实际已经解体时才导致离婚。这种认识的改变已是一大收获。

法：阿门多拉……要是举行公民投票，你们共产党人能依靠你们的选民吗？

阿：我想能靠得住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我认为能依靠我们所表现的理智。要是我们持激进态度，我们就依靠不了他们。公民投票嘛，要是我们该投票，我们就投票。到那时，一股强烈的党的自豪感就会迸发出来。我们非常清楚地懂得政治上的胜利意味着什么。但是应该基于信念去搞公民投票，而不是出于教条的原因去进行冒险。我认为要是举行公民投票，支持离婚法的会获胜。因为现代力量，即城市里的力量，其他政党的力量以及投天民党票的一部分公民赞成允许离婚。唯一的未知数是我们的一部分妇女，例如，那些丈夫在国外谋生的妇女。目前的移民有五百万，他们的妻子担负着抚养子女的责任。对这部分妻子来说，丈夫离婚后与外国女人结婚绝不是好事。一旦离婚，他们将不再寄钱回来……是的，这是一个未知数。

法：结束插话，让我们回到前面的话题。阿门多拉，您对于你们共产党人已成为资产阶级分子的这一指责还没有作出回答。

阿：人家跟我这样说时，我的回答是，你们对资产阶级分子是怎么理解的？当然今天我们不去扔炸弹。过去由于需要，我们进行了武装斗争，我希望再也不需要了。没有比武装斗争更残酷的事情了，我们再也不愿搞了。再说，也应该看到，我们过去从事武装斗争，是以密切联系群众为基础的；要是没有群众的赞同，只是少数脱离群众的人搞武装斗争，那是政治冒险主义的行动。我们也曾被指责为政治冒险主义，然而我们是得到人民赞同的：我们扔炸弹时，人民掩护我们，工人以总罢工来支持我们。有些小伙子是非常喜欢武装斗争的……我不是说像菲乌米奇诺发生的那种令人厌恶的事件，显然搞那种事件是挑衅。我讲的是像消灭卡雷罗·布兰科[21]这样的严肃事件。某些事情应该由那些接受了后果的人来做恰如其分的评价，我再重复一遍，不然就会成为小集团的冒险行为。

法：您这样说使人感到很奇怪，正是您组织了拉塞腊大街的谋害事件，据说，您对……感到作呕。

阿：作呕不是正确的语言，因为武装斗争代表着一个崇高、神圣的时刻。但是肯定地说，武装斗争这种斗争方式使双方遭受的痛苦太大，应该尽力避免采用这种方式。当我想起那些充当狙击手的青年法西斯分子在都灵采取自杀性行动，即向我们开枪时……啊，多么难受！他们不是强盗，他们还是一些孩子，自以为是在做一件正确的事情。要消灭他们对我来说是一件比抵抗运动更惨的事。请注意，有些结论是在认识问题的基础上得到的。我认为，政策是知识的结晶，而且是知识的最美的体现，它的形成有一个历史过程和思索过程。缺乏这样的过程的政策将是糟糕的政策。我认为，我和隆哥的争论是正常的，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争论到一定的时候就必须对问题进行研究和思索，如果不……当政策真正是知识的结晶时，它就可以用来分析很多事情。

法：或者说可以解释许多事情。阿门多拉，我们是否来谈谈历史性妥协？

阿：根据我的看法，历史性妥协的深刻根源来自抵抗运动。我这样说不是考虑到德加斯贝利、斯科奇罗马和南尼的会晤，尽管那次会晤也是重要的。我讲的是具有巨大力量的抵抗运动：官兵为了不遭袭击躲进丛林，工人为了不被逮捕上了山，农民帮助工人也是为了保住自己的牛……在这般巨大的力量里，你怎能区分红色游击队和白色游击队呢？天民党在艾米利亚和威尼托大区有几支游击队，可是在加里波第支队里也有天民党人和教区神甫，也有不是共产党人的爱国者。在激烈的战争中，一种我们与天民党人结合的思想成熟起来了，这不是偶然的。在都灵，共产党、社会党、天民党签署了使行动党人大为恼火的协议，也并非偶然。那就是历史性妥协的协议。三党联合几乎都发生在北方和第一届德加斯贝利共和政府中，这不是偶然的，关于三党联合已经取得了这样的进展。德加斯贝利不是谈论“基督与人道主义和非宗教团结一致”吗？冷战和国际形势的发展使这种言论中止了。在都灵，当社会党人同天民党接近时，陶里亚蒂说：“好极了。你们这样走下去，对我们是帮助。只要你们与我们保持接触，好极了。”这是他公开说的话。后来关系破裂是因为南尼一反常态，想孤立我们，单独与天民党搞协议。陶里亚蒂并不反对中左联合，但反对那种中左联合。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