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大门口的陌生人：抵抗的政治 （1842—1849）（第16/20页）

[14]《三元里抗英简史》，见《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292页。

[15]见本书附录二。

[16]D.A.Low: 《布干达人民主义的到来》，载于《社会与历史的比较研究》，4.4: 433页，1964年7月。

[17] 《中国丛报》，4∶414页，1835年5月—1836年4月。

[18]同治《续修南海县志》，卷15, 18下—19上。

[19]同治《续修南海县志》，卷14, 47上。

[20]同治《续修南海县志》，卷1, 16上—18上。

[21]《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9, 23下—24上。

[22]《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67, 38上。

[23]《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40, 27上—27下。

[24]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31, 4下—9上。

[25]黄是卓越的古文学者，广州著名的书院学海堂的八大山长之一。

[26]这就是升平社学。

[27]《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32, 15上—17上；卷33, 11下—14上。

[28]《中国丛报》，11∶64页，1842年1—12月；12∶328页，1843年1—12月。《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40, 27下—30上。

[29]《中国丛报》，11∶576页，1842年1—12月。（现据英文回译——译者）

[30]《孟子》，《尽心章句》下。

[31]《三元里抗英简史》，见《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292页。《鸦片战争》，第4册，第24页。

[32]华南地区在正式活动中也避免那种直接见面的接触。如土地交易、解决小纠纷、订婚、决定产品价格等，都需要中间人。见Daniel Kulp：《华南的农村生活：家族主义的社会学》（以下简称《华南的农村生活》），纽约，1925，1: 99页。

[33]《中华帝国中成功的阶梯》，第35—37页。

[34]《鸦片战争》，第4册，第24页。

[35]《清史》，台北，1961，第4829页。谢兴尧：《太平天国史事论丛》，上海，1935，第137—144页。张相文：《南园丛稿》，北平，1929—1935，卷8, 9上—11下。

[36]由于某些原因，码头附近那些卖咸菜的小贩，多加入这样的团练。见FO228/126，密迪乐的报告，快件9，附件1, 1851年1月7日。

[37]《鸦片战争》，第4册，第34—37页。

[38]《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67, 10下。

[39]《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67, 8上—10上。《19世纪中国的团练》，第117—121页。

[40]《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67, 36下—39上。

[41] 《19世纪中国的团练》，第115—117页。

[42]钱江最后被流放到新疆。在那里，他发现他作为一个活动家的声望已超过了他本人的实际情况。他几乎成了强硬政策的象征，而这个政策正在被耆英之流出卖。他的声名传遍边疆的守卫部队。他很快得到赦免。他从新疆回到北京，在大臣间周旋，提出各种建议、计划，但均未被采纳。不过，京城的一些重要官员仍同他保持联系，并试图为他谋个特别任命。但没有成功。更有甚者，当太平天国取胜的消息传到京城时，据说他作出了明快的反应。他宣称：“我的才能不能埋没。”然后乘一辆旧马车逃出了北京，到武昌投奔洪秀全。在那里，他据说曾向天王提出过征服全国的宏大计划。罗尔纲认为根本没有这样一次会面。钱最终与其他的团练专家一起投奔雷以诚的幕府。钱在那里创造了一种新的税收“厘金”，这似乎是无疑的。他获得了成功。但他傲慢无礼，最后甚至雷也被激怒，将他斩首。见罗尔纲：《太平天国史辨伪集》，上海，1950，第117—149页。

[43] 《鸦片战争》，第4册，第35页。《19世纪中国的团练》，第121—122页。

[44]《战时和议和后的中国》，2∶29—33页。民国《东莞县志》，卷34, 23下。《19世纪中国的团练》，第122页。

[45]FO228/40，“李太郭—璞鼎查”，快件8, 1844年5月1日。

[46]关于进城问题，有不少杰出的论述，尤有价值的是John J.Nolde的《广州城问题》和《1849年的伪诏》，后者发表于《亚洲研究杂志》，20∶299—315页，1960—1961。

[47]Nathan A.Pelcovis: 《中国通与外交部》，纽约，1948，第2—3页。又，Arthur Redford：《曼彻斯特商人与对外贸易》，曼彻斯特，1934，第九章。《林大臣与鸦片战争》，第2章。

[48]《中国通与外交部》，第14页。

[49]参见本书第八章。

[50]利物浦东印度和中国协会：《中国：利物浦东印度和中国协会与巴麦尊子爵关于1847年广州敌对行动的通信》，利物浦，无出版年份，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