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大门口的陌生人：抵抗的政治 （1842—1849）（第15/20页）

这是19世纪中国的首次外交大成功。北京喜气洋洋。[198]朝廷嘉奖了徐广缙、叶名琛[199]以及著名的绅士首领，就是普通市民也被授予一块写着“众志成城”的匾额。[200]广州人十分满意。更重要的是，绅士们对徐、叶十分感激，因为他们使民众抵抗的传统合法化，并使广东省在精神上获得复兴。他们在为这两位英雄建碑时说：

从1840和1841年的战争中结下仇怨以来，十余年间，彼等践踏我疆土，捕逐我男妇，河海内外同被摧陷，独我广东灭之于三元里，诛之于黄竹岐，即三尺童子欲食其肉而寝其皮。凡此均吾粤民风使然，亦赖诸大人关心民瘼，激励百姓奋起，才得众志成城，固若金汤。[201]

徐广缙为成功而自鸣得意。他甚至对皇上夸口说，他胸中有这一谋略，已有很长时间。“臣等窃以进城之万不可行，有不待今日始之者。”[202]皇帝没有注意这种微带无礼的语气，因为他分享了总督的乐观情绪。不幸的是，他们都错误估计了英国对中国进攻的长期性；虽然在当时，他们的对策确是一次辉煌的成功。徐广缙使圆变成了方，做到了不可能的事：“驾驭”了夷人，又使百姓满意。所以，1850年7月4日，皇上任命徐广缙单独掌管朝廷的夷务。[203]从那时起，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这位两广总督几乎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唯一设计师，他的建议都毫无异议地被接受。

徐本人，由于高兴、自信，以为他可以办成任何事。作为林则徐的老朋友，他一直同他一样，力主禁止鸦片。现在他以为他可以号召公众团结一致，最终在广东省扫除鸦片。下属们的强烈反对迫使他放弃了这个计划。[204]后来，或许是想对伍崇曜及其他人在护城期间的作为给予报偿，他转向对外贸易。这次他获得较大的成功。1850年1月，他下令增收新的茶叶税，茶叶只能存放在公行的货栈里，这样，又转向了旧的垄断制度。[205]文翰为阻止这一计划而诉之于海关监督。[206]英国人只是发出一声宽慰的叹息，就搁置了这一切。6月，南海、番禺两县知县乘英国人不备，突然规定每一担茶叶交两钱税[207]，同时恢复了旧的垄断制度。在英国人还没有真正弄清事态时，公行已得到了选择商人同外国人作茶叶生意的权力。他们征得的附加税都送到徐的衙门，以换取承包贸易税的特权。[208]两年以前，英国人的抗议可以使全城震惊，可现在他们只能忍气吞声。

徐变得越来越傲慢。据说他对自己的成功是如此得意，以至于把所有的公事都交给只知道“朘削民之脂膏”的助手们。[209]除了这些传闻之外，1849年的外交胜利还产生了一些对中国的未来并不很乐观的复杂情况。

首先，对团练的支持助长了社会的偏向。绅士们随着权力的平衡对他们日益有利而牢牢地控制着地方团练。与此同时，这种动员使农村陷入混乱，鼓励了“好事者”[210]。1849年的反洋人事件就这样赞许了自1841年以来泛滥起来的社会动乱。

第二，北京使自己受制于两广总督的决定，小人物掌了大权。

第三，英国人愤怒地思考了他们的失败。1849年危机后不久，巴麦尊发表了他有名的所谓“威吓的棍子”的话：“这些半开化的政府，……每八到十年就需要整整队，以使他们不要乱了套。”[211]这不是巧合。

北京换得了七年的自在。其代价就是天津条约。

[1]《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290页。

[2]《鸦片战争文学集》，第739页。

[3]《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9, 24下—25上。

[4]《鸦片战争》，第4册，第23页。

[5]同上书，第30页。

[6]《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8, 23下；卷29, 23下。《复仇神号在中国》，第162—163页。

[7]《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8, 23上—24下；卷29, 10上、24上。FO17/48，“义律—巴麦尊”，快件16, 1841年4月6日。民国《东莞县志》，卷70, 7上。同治《续修南海县志》，卷17, 6上—6下。

[8]《鸦片战争》，第4册，第29页。

[9]同治《续修南海县志》，卷15, 18下—19上。《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294页。

[10]石井，后来石井社学所在地。位于三元里以北，南海、番禺交界处。社学遗址现仍在，为当地小学。

[11]《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291页。

[12]同治《续修南海县志》，卷19, 10下—11上。

[13]江村在番禺的西北角，邻近花县、南海交界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