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大门口的陌生人：抵抗的政治 （1842—1849）（第14/20页）
图一 1845—1848年间广州英船进出口货物趋势[175]
福、潮沙船商在这一时期也败落了。不过更多的是由于有桅帆船的兴起，而非鸦片战争的影响。自从1835年泰国的商号采用这种帆船后，远洋中的沙船就越来越少见了。[176]1842年后，外国船获准参与中国沿海的贸易。外国船在速度、武器装备等方面都胜过鸦片战争后兴起的海盗船，沙船被挤出了运输业。最后，由于海运贸易大多是奢侈品贸易（海参、燕窝等），在19世纪40年代的困难时期中，当然首先衰落了。有一段时期，沙船业的纯利高达200%—400%，到1852年，只有20%—40%。[177]
最后，那些为英国货充当掮客的商人发现，对所有这一切压力的反应，就是本地对外国纺织品的需求几乎下降到零。所以，1849年时只有纺织品商行中断英国人的贸易是不奇怪的：毛织品商于2月26日中断贸易，棉织品商于3月3日中断贸易。[178]他们的一份传单说：
我等常闻“近者乐，远者来”[179]。如此，生意就会兴隆。又闻国家安宁，货物就会自由流通。故我等布商从夷人手中买货又运销各省，一直相安无事。自道光二十一年英夷滋事以来，各商号生意眼看一日不如一日。试问在过去几年中，我们中能获微利者究有几家？……岂我们不能用自己的丝和棉做成衣服而必须用外国货乎？[180]
是商业的衰落而非排外主义，激起了抵制。[181]
虽然存在着对入侵的恐惧，虽然广州的布商由于经济损失产生了怨恨，商人同英国人仍有着强烈的共同利益。是地方的而不是民族的利害关系激发着他们。
英国人眼看着团练在增加，公众热情在高涨。毫无疑问，公众将反对他们进城。文翰3月22日接到了巴麦尊的指示，否定了他的如果徐广缙不同意入城就北进的计划。[182]所以他的唯一希望是清朝皇帝给予有利的答复。他的希望似乎没有全部落空，从广州城传出令人乐观的消息说，皇帝准许进城。[183]
徐广缙关于同英国人在虎门会谈的报告，于3月11日送达北京。在详细叙述了他的军事准备（但完全没有提到团练）之后，总督提醒说，英国人可能绕过广州而北进江浙。[184]这一点使徐向皇上吁请谕令夷人不得进城的请求受到阻碍。因为皇上真的对英国人可能北进的前景感到忧虑，于是就命令徐让步，让夷人保全面子，“自宜酌量日期，暂令入城瞻仰”[185]。
总督一定是在3月25日到3月30日之间收到这一指示的。这比他约定给文翰回答的日期只早几天。徐现在处于困境之中。他所同意的而朝廷并不知晓的民众抵抗运动在迅猛发展，如果现在取消它，就会是大灾难。于是，徐决定向皇上报告团练之事，同时隐瞒自己在这个运动发展中的作用。他的加急奏报于4月14日送到北京。朝廷终于知道了有10万人“自发”地组成了团练。当然，“他们是忠顺于朝廷的命令的”。但是，驻在广州的正规军只有几千人，“岂能敌汹汹之众？……地方文武，亦安能有千亿化身，为之禁止耶？”如果允许英国人进城，那就意味着“内外交讧”[186]。
广东巡抚叶名琛，极力支持他的朋友的意见。他说，英国人是在虚声恫吓，“声东击西……但外强中干，口虽大言不惭，实则力有不逮”[187]。再说，地方团练已经组织起来，“均皆良善，并非匪徒，本系各顾身家”[188]。皇上被说服了。同一天，即1849年4月14日，他对总督和巡抚认为“进城一事实属万不可行”的奏折，批示“照该督等所议酌办”[189]。
朝廷的这道新谕旨4月29日才送到广州。在这段时间里，事态一直由徐广缙控制着。他大概相信有关团练的消息会使皇上改变主意。但与此同时，他还必须应付英国人。如果他只一味拖延，文翰就会发觉他是在隐瞒真相，那就造成了入侵的口实。[190]于是，徐独自做出了一项他的政治生涯中最冒险的决定。4月1日，他通知文翰，朝廷的谕旨已到达，内容是：“朝廷不能违背百姓的意愿而屈从于来自远方的人”[191]。徐伪造了一道圣旨[192]！
这场赌博的含意是非同小可的。如果英国人不理睬假诏书而攻打广州城，那么徐即使不算谋反，也得落个抗旨的罪名。但是，令人惊奇的是，英国人确实见到了真谕旨的译本。因为，即使是在那个时候，英国的中文秘书处在广州衙门里就有一个极好的情报网。低级职员偷出奏报及谕旨的副本，便可得到报酬。在那年的3月底，郭士立[193]已经得到并翻译了皇帝关于暂时允许洋人进城的谕旨，但是否可靠尚有怀疑。[194]所以，当文翰得到假圣旨时，他根本没有想到这是欺骗。他所能够做的就是改变进攻角度。他质问徐：一个城市的百姓怎么能够阻止一个巨大的帝国履行条约义务？皇帝的拒绝是否意味着“正式拒绝履行条约”[195]？徐巧妙地避开了这个问题，因为他已开始猜测文翰将要后退。[196]这一猜测只过了一星期就实现了，英国公使突然地无望地中断了通信，发出一个温和得可笑的警告：“我只能重申对进城要求未获准许的遗憾。这种无视条约的行为，迫使我向我国政府报告。”[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