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黑人、苦力、英国人（第9/17页）

媒体把可卡因和鸦片描绘成狡猾的德国佬腐化英国战士的阴谋的一部分，最后在1916年五月，对任何被抓住为军队人员提供麻醉剂的人，军方将对之实行一项特殊的威慑令：入狱六个月。但是，要保护英国军队的安全，光这是不够的，因此，在1916年七月二十八日通过了《领域防务法案》（DORA）的第40B项，禁止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向军方人员销售含含量超过百分之零点一的以可卡因和鸦片为基础的产品。这项规定最终变成1920年的危险药物法案——这标志着英国禁毒立法的开始。

在DORA法案通过三个月后，一个委员会聚集在内务部调查可卡因问题。从表面上看，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讨论可卡因的问题和未登记的牙医的问题（伦敦有大约七千名无照经营的牙医；限制向他们销售可卡因会有效地让他们倒闭），但可卡因上瘾的问题似乎更加吸引人。包括首相斯坦雷.鲍尔文在内的委员会长时间地讨论了人们服用可卡因的原因，它作为春药可能产生的效果，和“放荡的女人”利用它来麻醉英国军人并抢夺他们的财物的可能性。尽管这里面存在大量的夸张（“以前服用可卡因的人为了得到可卡因连谋杀都干得出来”，英国加拿大军士报告说），大家还是普遍认为，可卡因的问题实际上没有那么严重，DORA是一项非常有效立法。

美国人自己最近已经制订了一项类似的立法。他们在可卡因上瘾方面已经比英国早了十年——哈瑞.安斯林格即将成为美国第一个麻醉剂专员，据他估计，美国有200，000人染上了可卡因瘾。《加拿大制药杂志》估计的数字还要高——有六百万人。因此，美国1914年通过了哈里森法案，这是当时世界上最有效的禁毒立法，规定所有威胁麻醉品必须只能由合格的人员管理，这些人必须对药物的使用情况进行详细的记录。没有正确文件的情况下企图销售麻醉剂的，要受到长达五年监禁的或是2，000美元的罚款的惩罚。对销售可卡因所作的判决最终提高的1922年的5，000美金罚款或是十年监禁——比销售海洛因的量刑要高。

一战结束的时候，人们真正开始试图削减全球可卡因的消费量。按照凡尔赛条约的规定，当时世界最大一个的可卡因生产国德国被命令必须服从海牙公约的协定。可是这对约束英国的可卡因使用情况几乎不起什么作用。人们刚刚从战争的压力下解脱出来，把可卡因用作娱乐用途变得非常流行。当然，能找到的可卡因的地方是伦敦：在西区，聚会永远开个不停，这里是毒品文化形成立足之地的理想场所。年轻又聪明的人群更是巴之不得在肮脏，常常还是非法的私人饮酒俱乐部逗留，他们在那儿肯定会接触到伦敦的黑社会。这是进行毒品实验最成熟的环境。尽管现在销售没有处方的可卡因是违法的，饮酒俱乐部里的厉害人物还是一定能接触到可以搞到些可卡因的人——如果价格出得合适的话。对许许多多有钱的年轻男子和女人而言，情况往往都是这样。也许是因为它人为造成的高价，可卡因多数情况下还是由专业人士服用。《每日邮报》是这样说的：

可卡因聚会早就已经成为伦敦西区的专业阶层的某部分人所追求的生活特色。它在战前就已经存在，尽管有法律限制，现在还是非常活跃——在伦敦的一些房子和公寓里，男人和女人，高级律师，政客，女演员，音乐厅里的艺术家和其他人聚集在一起吸食几剂可卡因，享受一夜狂欢。

《每日邮报》，1918年十二月十四日

可卡因仍然保持着它作为女人的麻醉剂的形象。在一系列涉及几个著名女演员服药过量的耸人听闻的案子发生后，它上了报纸的头条。这些案子中最出名的，就是伦敦家喻户晓的舞女比莉.嘉尔顿在1918年十一月死在自己的公寓里。可卡因被认为是罪魁祸首，给她提供可卡因的一个叫雷吉.德.沃勒的纨绔子弟因杀人罪受到审判。这个案子在十二月大部分时候和来年一月让读者大为着迷。

女人作为可卡因魔爪的主要受害者的形象还要持续一段时间——最后还同美国人的一切归咎于“外国”的毒品贩子的观念结合了起来。据揭露，这些外国人的动机还是与性有关。既然英国没有什么黑人，那罪魁祸首肯定要么是德国人（他们是世界上头号可卡因制造商，而且不管怎么说，我们刚刚才同他们打了一场漫长而可怕的战争），要么是中国人。大家都知道中国移民吸毒——难道一天到晚躲在肮脏的小房子里抽鸦片的不是中国人吗？谣言很快就变得复杂起来：中国人开洗衣店和餐馆，引诱年轻的英国姑娘吸毒，以便利用她们来实施他们不正常的东方式的性行为。这些姑娘一旦对可卡因上了瘾，就无法拒绝任何事情。当这些邪恶的中国人招募到足够的人后，就把她们拐到海上去，显然是拐去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没有什么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作为被上帝抛弃的某个遥远的地方，这个地方似乎很合适），在那儿被卖作了奴隶。各个报纸愤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