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儒生、文吏与“四科”（第10/17页）

引三署郎召见禁中，选除七十五人，补谒者、长、相。

准以前例，这次所选之三署郎亦当只限于孝廉郎。又同书《安帝纪》元初六年：

诏三府选掾属高第，能惠利牧养者各五人。光禄勋与中郎将选孝廉郎宽博有谋、清白行高者五十人，出补令、长、丞、尉。

又同书《顺帝纪》阳嘉元年：

令诸以诏除为郎，年四十以上，课试如孝廉科者，得参廉选，岁举一人。

“得参廉选”意谓迁除上得与孝廉同等看待。孝廉每年举至三署为郎者二百余，每次选拔外补员亦数十；而诏除郎年仅一人，经过经术笺奏之课试，方可获得与孝廉郎同样资格。

由此可见，东汉时期依父祖官位而以任子法诏除为郎者，地位颇较孝廉郎为低。《隶释》卷七《车骑将军冯绲碑》：

弱冠，诏除郎，还更仕郡，历诸曹史、督邮、主簿、五官掾、功曹。举孝廉，除右郎中，蜀郡广都长。

“右郎中”即郎卫三署之右中郎将署之郎中。查《后汉书·冯绲传》，其父冯焕为幽州刺史，故冯绲得以父任为郎。但是因诏除郎升迁不捷，所以冯绲只好还乡仕郡为曹史之低职，后以功曹察孝廉，再入郎署为孝廉郎，才得拜县长。

附带说明，虽诏除郎不仅仅来自任子，但任子是诏除郎的主要来源。东汉官僚子弟有资格任子者，由朝廷特诏除拜，故称“诏除郎”。皇帝普赐官僚子弟为郎，或特赐某人子弟为郎，皆诏除郎之来源。但诏除郎也有其他形式，例如官员死事，朝廷便常除拜其子为郎以示优恤。

综合以上叙述，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汉代存在着权贵子弟由郎官与内侍优先入仕的特权性仕途，但随察举制度的发展，情况就不同了。东汉三署诏除郎地位明显低于孝廉郎，这一事实，可以看作择优制对特权因素、封建因素的抑制。

黄留珠对两汉孝廉之中家世可考知者加以统计分类，在其所考得之128人中，官僚贵族子弟占69.6％，富豪占6％，平民占15.7％，贫民占8.7％。据此他提出：“两汉的举孝廉制度，实际是一种变相的官贵子弟世袭制。”(7)对察举制之倾向性，一方面要看官僚贵族子弟的入仕比例，同时也应考虑其入仕方式。在古代官僚帝国之中，官僚贵族子弟总是拥有较平民更多的教育机会和入仕机会，即使在更充分地体现了公开竞争原则的科举制下也是如此。但是如果在某种选官制度之下，他们主要不是直接靠父祖势位或贵族身份，而是依靠个人才能获致居官机会的话，那么即使官僚贵族子弟占了较大比例，我们仍不宜简单地称之为“官僚贵族子弟世袭制”。任子制确实有“变相的官贵子弟世袭制”色彩；所谓“变相的”，是说在这一制度之下，子弟仍不能世世承袭父祖官位，而仅仅是获得了一个起家官职。在正常情况之下，察举制能够依照德行、经术、文法和政略标准录用文官，因而造成了社会上下层较为活跃的对流，和官僚家族较大的“更新率”。父祖无任何官位的平民、贫民以24.4％的比例，经孝廉一途经常地加入政府，并且能够得到迁至高位的机会，这实际意味着身份制、世袭制的削弱。

附录　察举诸科杂考

在前面一章中，我们对察举一些科目的说法有异于成说，有关的考辨附录于下。

一、尤异与高第

汉代察举有“尤异”一科，许多学者将之归之于特举。例如，安作璋在《秦汉官制史稿》一书中叙述了察举岁举科目之后，又曰：“至于偶尔一举或数举，或性质稍异的，尚有以下各科”，后遂列入“尤异”之科。(8)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一书也采用了同样说法。(9)他们均把“尤异”解释为从现任官吏之中选拔人才使之担任更高一级职务的察举科目，这是正确的；但将之列入“偶尔一举或数举”的特科，则似有不妥。

严格地说，“尤异”之科的举主限于刺史，被举者的身份限于地方郡县长官，性质同于考课，且为常科，非诏举之特科。《续汉书·百官志》记曰：

诸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国，录囚徒，考殿最。

注引胡广语曰：

课第长吏不称职者为殿，举免之；其有治能者为最，察上尤异；州(?)又状州中吏民茂才异等，岁举一人。

“州又状……”句首之“州”字衍，应删。由此可知，每年八月巡行所部郡国，课第长吏殿最，将“治能者为最”察为“尤异”，是刺史的经常性职责。又《太平御览》卷六二八引《汉官仪》：

建初八年十二月己未诏书……及刺史二千石察举茂才、尤异者、孝廉、廉吏，务实校试以职。

“巳未”当作“己未”。这里所列之四项察举科目之中，茂才、孝廉、廉吏皆为岁举，由之推测，尤异也应为岁举；如果尤异为“偶然一举或数举”的特科，则于理不当比列其间。孝廉、廉吏为郡守所举，秀才、尤异的举主则为刺史。郡守虽然也有课第属县长吏之责，但似乎没有察举“尤异”职责。《隶释》卷七《车骑将军冯绲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