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儒生、文吏与“四科”（第9/17页）

初，汉本用旧儒高德，备切问近对。然贵游子弟及倖臣荣其官，至襁褓受宠位……张辟强年十五，霍去病年十八，并为侍中。

又《后汉书·朱穆传》：

汉家旧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书事；黄门侍郎一人，传发书奏。皆用姓族。

注“姓族”曰：“士人有族望者。”又《北堂书抄》卷五十八：

胡伯始云：给事中常侍从左右，无员，位次侍中、中常侍。或名儒，或国亲。

又同书卷六十六引班彪笺云：

窃见国家故事，选公卿、列侯子孙卫太子家，为中庶子。

可见，侍中、中常侍、黄门侍郎、给事中、太子中庶子等，是汉代官僚贵族子弟入仕的重要特权途径。

以左思称引的金、张二族为例，金氏自金日 以下，自武帝至平帝，一族七世为内侍。《汉书·金日 传》赞曰：“七世内侍，何其盛也!”张氏一族自武帝时张汤以吏能为三公，其后张安世以父任为郎，张千秋、张延寿、张彭祖皆为侍中、中郎将，张霸为散骑、中郎将，张勃为散骑、谏大夫，张放为侍中、中郎将，张纯为侍中，东汉初为大司空。《汉书·张延寿传》：“安世子孙相继，自宣、元以来为侍中、中常侍、诸曹、散骑、列校尉者，凡十余人。功臣之世唯有金氏、张氏亲近宠贵，比于外戚”，“汉兴以来，侯者百数”。又《后汉书·张纯传》：“自昭帝封安世，至(张)吉，传国八世，经历篡乱，二百年间，未尝谴黜，封者莫与为比!”

但是，尽管帝国统治者必须给予官僚阶级相当特权，但官僚子弟入仕特权的过分发展，既可能导致官僚的贵族化，从而威胁了专制皇权的权威，同时也将因理性行政的破坏，而损害了官僚帝国存身的基础。尽管汉高祖有“使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宁，爰及苗裔”的白马盟誓，但功臣之胤却多“子孙骄逸，忘其先祖之艰难，多陷法禁，殒命亡国，或亡子孙”。自充分体现了择优原则的察举制建立之后，普通士人依才能知识进入政府担负行政的途径，便充分地制度化了。高官权门子孙徒依父祖势位为官、居职，难以确保官僚机器的吏员之素质能力。他们不得不向由察举征辟而来的明经明法之士，让出一席之地。西汉时察举制日趋兴盛；至东汉，秀才、孝廉等科目便成了士人入仕之正途，名公巨卿多出之。布衣平民，有了跻身统治上层之机会。固然权贵子弟也可以由察举入仕，但除了吏治选官陷入腐败之时，他们之得举，一般就也要依据察举之标准，具备相应知识才行，而不能徒倚“姓族”、“国亲”。

在这种情况之下，为权贵子弟专设的仕途，地位便有下降之势。在东汉，中常侍、黄门等后改用宦者；而根据任子之制以诏除为郎者，即所谓“诏除郎”，地位逐渐降至孝廉郎中之下。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

许多官职，被特别地规定为三署孝廉郎的迁转之阶，同在三署的诏除郎，却不在其选。据《续汉书·百官志》注引《决录注》：

故事，尚书郎以令史久缺补之，世祖始改用孝廉为郎。

又《续汉书·百官志》注引《汉官名秩》记陵园丞：

皆选孝廉郎年少薄伐者。迁补：府长史、都官令、侯、司马。

又注引《汉官》记羽林左监：

孝廉郎作。

又《后汉书·和帝纪》注引《十三州志》记谒者：

员七十人，皆选孝廉年未五十，晓解傧赞者。岁尽，拜县令、长，及都官府丞、长史。

又《太平御览》卷二二九引《汉官仪》记太官丞：

四人，郡孝廉年五十，清修聪明者，光禄上名，乃召拜，皆秩四百石，三岁为令。

是尚书郎、陵园丞、羽林左监、谒者、太官丞等，皆以孝廉郎担任为经制，诏除郎无缘涉足。

进而，孝廉郎出补外官时，其待遇也较诏除郎为优。再举证如下。《后汉书·章帝纪》建初元年五月：

初举孝廉郎中宽博有谋任典城者，以补长、相。

是诏除郎不在其选。又同书《和帝纪》永元元年：

初令郎官诏除者，得占丞、尉，以比秩为真。

这是对诏除郎的一次优待，但孝廉郎外任可补长、相，而诏除郎只能占为丞、尉，且只能“以比秩为真”，是仍低一等。又《和帝纪》永元七年四月诏：

元首不明，化流无良，政失于民，谪见于天。深惟庶事，五教在宽，是以旧典因孝廉之举以求其人。有司详选郎官宽博有谋、才任典城者三十人。

由“旧典因孝廉之举以求其人”句可知，这次选拔郎官，亦仅限于孝廉郎。此诏下后，“既而悉以所选郎补长、相”。看来，选孝廉郎补长、相，本为王朝“旧典”。又同《纪》元兴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