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儒生、文吏与“四科”（第17/17页）

《汉书》所记西汉茂才14人，元帝及元帝以前得举者7人：赵广汉，约昭帝时以州从事举茂才，任平准令(见《赵广汉传》)；刘辟强、刘长乐，昭帝始元二年以宗室无在位者，举茂才为光禄大夫(见《昭帝纪》)；陈汤，元帝初元二年诏列侯举茂才，富平侯张勃举之(见《张勃传》及《陈汤传》)；辛庆忌，元帝初以金城长史举茂才，迁郎中车骑将(见《辛庆忌传》)；萧咸，约元帝时以丞相史举茂才，任好畤令(见《萧咸传》)；冯逡，元帝建昭中光禄勋于永举茂才，为美陌令(见《冯逡传》)。以上7人，无一人明记为州举。赵广汉以州从事举茂才，有可能为州举，但也不排除为其他官员所举之可能。

成帝时及此后举茂才者约有7人：薛宣，约成帝初以乐浪都尉丞，被幽州刺史举茂才，为宛句令(见《薛宣传》)；尹赏，成帝时以楼烦长举茂才，任粟邑令(见《薛宣传》)；班回，约成帝时举茂才，长子令(见《叙传》)；师丹，成帝建始中州举茂才，补博士(见《师丹传》)；龚胜，成哀之间，州举茂才，重泉令(见《龚胜传》)；郇相、郇越，西汉末并举州郡孝廉茂才，数病去官(见《郇越并郇相传》)。

这7人之中，薛宣、师丹、龚胜明记为州举。郇相、郇越记载欠明，但至少有一人为州举之茂才。薛宣、龚胜任为县令，当为能治剧科；师丹补为博士，当为明经科。此二人很可能也是州举。总之成帝以后，出现了一批州举的茂才。而西汉茂才特举共6次，时间分别为武帝元封五年，宣帝元康四年，元帝初即位，元帝初元二年、永光三年和建昭四年。这6次之中，除了武帝元封五年为“州郡”举外，其余均与州无涉。成帝后再不见诏举茂才事。那么，成帝以后出现的州举茂才，应该就是刺史之岁举了。

《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的出版，提供了新的证据。尹湾简牍中的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中，罗列了117人的现官、姓名、籍贯、原官与任职方式，其中包括三位“以秀才迁”者。他们分别是华乔，原官博阳令，“以秀才迁”郯令(秩千石)；□道，原官扬州刺史从事史，“以秀才迁”戚令(秩六百石)；王贺，原官青州刺史从事史，“以秀才迁”襄贲令(秩六百石)。三者的原官与“以秀才迁”的现官，与东汉刺史岁举茂才的情况，是类似的。尹湾汉墓的墓主师饶，在汉成帝时任东海郡功曹史。那么尹湾简牍中所见3例“以秀才迁”，就强化我们的上述判断：汉元帝到汉成帝时，建立了州刺史岁举秀才的制度。

总之，在西汉时，丞相可以岁举秀才一人，这大约始于武帝元狩六年；光禄勋在岁举四行一人同时似乎又举秀才，但无法认定为岁举；州刺史有较大可能有岁举秀才之责，其制约定于元帝、成帝之时。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二年诏，便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而形成的。

【注释】

(1)关于“文无害”及“廉吏”之考辨，详见本章附录。

(2)《韩非子·显学》：“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是将相皆可称“吏”。郡守又称“长吏”。《史记》、《汉书》有循吏、酷吏之传，其中不乏居高官者。《汉书·杜周传》：“张汤、杜周并起文墨小吏，致位三公，列于酷吏。”是三公亦不妨称“吏”。又同书《百官公卿表》：“吏员自佐史至丞相，十二方二百八十五人”，是自佐史至丞相皆可称“吏”。故选曹又称“吏部”。区别之则高者为“官”，泛言之则百官皆“吏”。

(3)劳榦：《汉代察举制度考》，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七本。

(4)分见安作璋等：《秦汉官制史稿》，下册，312页，济南，齐鲁书社，1984；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89～90页。

(5)参见方北辰：《两汉的“四行”与“四科”考》，载《文史》，第23辑。

(6)市长丞、符玺郎例用明法科，参见《续汉书·百官志》“洛阳市长”条注引《汉官》：“市长一人，秩四百石，丞一人，二百石，明法补”；“符玺郎中”条注引《汉官》：“当得明法律郎”。

(7)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142～143页。

(8)参见安作璋等：《秦汉官制史稿》，下册，319～322页。

(9)参见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195页。

(10)黄留珠对之已有辨说，参见其《秦汉仕进制度》，171页。

(11)参见劳榦：《汉代察举制度考》，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七本。

(12)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90～97、173～1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