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七章（第2/9页）

当然在民族危机中，人们把他们拥护的皇帝看成民族的象征、民族的化身。拥护赵氏，就是拥护自己的民族。围城中，人民一再表现出对渊圣的忠诚，不惜为之断头沥血，甚至出现了宗教般的狂热。太上皇北行途中，李和儿千方百计要献上炒栗十裹，李和儿是河北人，他的家乡被宋朝丢弃了一百多年，李和儿却没有忘记太上皇是他的皇帝，这因为他们是从一根藤上长出来的枝蔓，有久长的历史渊源，远远不止那被遗弃的一百多年。反之，他们对张邦昌、王时雍等受到女真卵翼的民族败类是深恶痛绝的，这些败类不惜手执斧斤把自己从根子上斫去，人民永远不原谅他们这种自绝于人的行为。在这条界线上，泾渭分明，人心的向背，十分明显。

金军撤退不久，张邦昌君臣就感到末日将临。他们不得不把哲宗废后孟氏抬出来，尊为宋元祐太后，垂帘听政。张邦昌恭恭敬敬地捧手归政，自己退居太宰之位。这个孟后在丈夫哲宗皇帝生前死后，被废立多次，幸亏最后一次被徽宗废去皇后之号，退处道观，才得幸免清宫北迁之役。

孟太后听政，自己不需操心，一切都有人捧场，连张邦昌的亲信臣僚，过去帮张邦昌拆宋朝之台，现在又以同样的热心帮孟太后来拆伪楚之台，实现宋朝的复辟。他们做了一件出色的工作，代太后草拟一道播告天下的诏旨，推举康王赵构嗣大位。这道手诏用典工切、措辞得体，是著名的历史文献。

孟太后是赵氏宗族中唯一残存的长辈，赵构是赵氏宗族中唯一残存的近支皇子，她指定赵构嗣位，理所当然。这道手诏使赵构继统多了一重法律根据，自然受到他的欢迎。

五月初一，赵构正式即位，定都南京，他打破了改元必须易年的惯例，迫不及待地改靖康二年为建炎元年。他就是南宋高宗。张邦昌先已派人迎请，后来自己跑到南京去劝进，还带来金人发还的“皇帝御宝”玉玺一颗，作为进见礼。赵构即位后，封张邦昌为同安郡王，准五日一次至都堂参议大事，礼貌优渥。王时雍、徐秉哲等闻风而至，除事先已上表劝进外，还纷纷言事，革旧布新，为立功之地。他们做不成张邦昌的佐命功臣，仍想做宋高宗的佐命功臣。佐哪一朝的皇帝，为谁家立功，拆谁家之台，他们都可不问，只要是佐命功臣就好，真可谓是“为佐命而佐命，为功臣而功臣”了。

赵构最信任的大臣是黄潜善、汪伯彦二人。赵构为人深沉，心中想的未必肯与臣僚明说，除非他们自己能够体会到，而又不便说出来，只好在行事之间迎合他的意志，这样双方默契了，才能得到他的信任。汪、黄二人都是巧宦，他们从赵构不喜欢听恢复失地、迎还二圣的话一点上，就明确无误地窥知了他的内心。

当然不仅是迎合，汪、黄之徒本身就是强烈反对恢复的。要恢复就难免打仗，不幸而战败则君臣同归于尽。反之，高唱和议，与金方眉来眼去，一旦金人准予所请，并承认他们的政权是合法的，则富贵可以长保。他们的逻辑再简单也没有了。

要议和就得找出门路来与金方联系，这却不很容易。因为在法律上，金方只承认它扶持起来的伪楚朝，而不能承认取伪楚而代之的南宋小朝廷。它只是一个尚未扶正、六亲不认的小老婆。汪、黄的任务比他们的前辈李邦彦、耿南仲等要艰巨得多。幸好他们手里还保留着一条线索。汪伯彦有一个现为军器监丞的宝贝儿子汪似，为金人所执，曾被派到相州去说降汪伯彦的后任知相州赵不试。不试拒降，汪似也被金人扣留不放回来。以后汪伯彦不断派人去打通金方的外交人员撒卢母、王汭的关系，谈判赎回儿子的条件，事尚未谐，金军已撤。但关系人尚在，以后仍可利用他们搭起和议的桥。汪伯彦就凭着这一条微妙的线索，在新朝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黄潜善走的是另外一条路，他要充分利用张邦昌、王时雍等伪帝伪官与金人搭上关系。早在三月间，黄潜善派到东京去打听消息的密探李宗混入京师后，就和王时雍见过面，王时雍有一封密信托他转交黄潜善，内容说的什么已不得而知，但李宗这个人回去后就失踪了，极可能是黄潜善怕他泄露他们间的秘密联系，杀他以灭口。后来张、王等不是以叛逆的身份，而是以功臣的身份来到南京，黄潜善多方保护，居然也给予功臣的待遇，引起朝野间强烈的反应，纷纷责问黄潜善与僭伪君臣存在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但黄潜善有恃无恐。不久，赵构下召：“朕得伯彦为左相，潜善为右相，何忧国事不济？”充分肯定汪、黄的施政，用以堵塞反对者之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