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燃烧的火焰（第6/14页）

只可惜第十军越战越勇，士气极其旺盛，此时只有他们灭别人，岂有别人能碰得了他们的。

大队长加藤素一少佐玩心跳玩得出了圈，在如此激烈的战斗中，竟然还想靠前指挥，结果腹部被子弹打穿，随行人员也几乎全部丧命，仅剩一名兵长死里逃生，返回指挥所进行了报告。

兵长逃回时，还不知加藤已死，师团参谋长闻听大吃一惊，连忙说：“这可太严重啦，大队要全力以赴夺回大队长。”

加藤大队的士兵喊着“救出部队长”，接连发起数次死亡式冲锋，但都是以死亡开始，以死亡结束，毫无效果。

战场之上，同是尸体，指挥官往往比一般士兵更重要，无论哪一方都要拼死争夺，为此哪怕付出巨大代价，这不光是指挥官的身份问题，也因为他们身上往往有很多不可外传的秘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死加藤绝对是个宝。

从加藤随身所带的图囊中，第十军士兵搜出了各种计划和命令，由此获知第3师团携带的弹药已经不足，且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补充。

第3师团装青春装励志，结果却把自己逼到了装疯卖傻的程度。薛岳看完缴获的加藤文件后，非常高兴地敲着桌子说：“虽仅一张薄纸，却比万挺机枪还重！”

从阿南独断决策，要进攻长沙开始，第十一军的悲剧就已经注定了。

就在29日那天晚上，副参谋长二见突然接到木下打来的电话，要他火速赶到岳州，为进攻长沙进行后勤筹备。二见满腹牢骚，临走前，他在日记上写道：“（进攻长沙）乃自暴自弃之作战”。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阿南一冲动就要攻长沙，后方却完全没有准备，连子弹都没有着落，二见到岳州之后，恨不能去跳海才好。

向前方输送补给，最重要的是得有兵站路。从新墙河至长沙的原有道路已被破坏，必须重修，而因为事先没有讲好，军工兵队中的大部分已被派去南洋或宜昌，仅剩下两个独立工兵中队和两个筑路队，活多人少，干起来实在不易。

那段时间湖南雨雪交加，工兵队刚刚修了一段路，又被大水冲毁淹没。经过空中侦察，发现无法补修，只能从东部丘陵地带重新开辟道路。

工兵队对那一带的地形并不熟悉，拿着一张同样不甚准确的中国地图进行作业时，犹如盲人摸象，反正是看到障碍就绕着走，看到树木就砍下来，最后工兵队几乎变成了伐木队——将砍下的原木铺在地上，能保证载重汽车勉强通过，这就算是有路了。

临时修成的兵站路凸凹不平，且路线迂回曲折，加剧了运输的困难。

与此同时，留在关王桥的向文彬团也找他们麻烦。

1942年12月30日，下着雪，第40师团所属的辎重兵第40联队往前线输送补给，走到新墙镇东南的一座山神庙时，进庙休息。

晚上向文彬团跟踪至此，将山神庙围了起来，一时手榴弹雨点一样向庙内飞去，日军匆忙架起机枪进行抵抗。向文彬团向火力点发起冲锋，一连倒下三个排长，连长一跃而起，用手榴弹将机枪手炸死，夺过机枪朝日军猛扫。

第40联队觉没睡好，还被揍得鼻血直流，联队长森川敬宇中佐及部下百余人战死，损失骡马三百余匹。

这还只是日军未进长沙之前。

新墙河战斗结束后，杨森率第二十军主力退入东部山区。薛岳来电，让第二十军往南昌方向开拔，以抵御该处日军可能发起的攻击。

杨森很不高兴，认为以第二十军所拥有的战斗力，应该随时进入正面主战场，怎么反而越调越远了？

顾及薛岳的命令，第二十军往湘赣边界稍微挪了挪，但实际上没有真正开过去。未几，薛岳再传电报：日军已进入长沙。

幸亏未搬家，否则就是无用功。

战前薛岳与杨森有过密约，即日军不进长沙便罢，一进长沙，立即停止收发报，以防泄密，双方的情报联络改由侦察兵负责。

侦察兵跑来跑去，肯定没有电报速度快，但这时候杨森要做什么，以及如何做，已不用薛岳交代了。

“杨森战法”取法于新四军的游击战和运动战术，其要领之一便是敌进我退，敌退我进，被杨森比喻成是跳交谊舞。

日军原先掐着杨森的脖子，如今手一松，注意力都被长沙吸引过去，这就轮到杨森扑上去掐他们脖子了。

第二十军在日军外围大打破袭战，毁坏道路，并不断攻击日军工兵和后勤部队，其作战方法无所顾忌，总体原则是见人杀人，见军鸽射军鸽，见军犬捕军犬，见骑兵先杀人后夺马。

日军一支后勤小分队开到一座村庄附近，见炊烟不起，家家上锁，以为是一座空村，可他们又怕屋里面埋着地雷，不敢住进去，便在野外搭帐篷露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