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无可奈何花落去（第18/19页）

1960年11月，沈醉被予以特赦，王泽浚没能于那一批获赦，同月，王缵绪病死在成都监狱。

1964年，邓锡侯在成都病逝，加上1950年去世的潘文华，当初的新老“铁三角”只剩下了刘文辉和邓汉祥。

1965年，战犯中军衔与资历最高的王陵基获得特赦，并且是那一批特赦中的第一名。经过多年改造，老王学乖了很多。据说民国时，有人问王陵基的岁数，他总是说：“和蒋委员长同庚。”解放后别人再问他高寿，他即刻改口：“和朱总司令同岁。”其实王陵基的岁数比“蒋委员长”、“朱总司令”都要大得多。

1966年，文革开始。王陵基和原国民党中将方靖、孔庆桂等人被红卫兵集中在一间房间里进行盘问。

王陵基这个时候已经有些神志不清，不太搞得清楚外面的风向，他往椅子上一坐，还大模大样地说：“你们这些娃儿要干啥子嘛。”

红卫兵小将们岂容得如此怠慢，于是啪地上去就是一皮带，然后大喝一声：“老实点！”

见王陵基一副老年痴呆的样子，料想也问不出个子丑寅卯，红卫兵就把矛头指向了方靖等人，他们问方靖：“你们杀过人没有？”

方靖老实回答：“杀过——不过是在战场上杀的。”

问：“杀了几个？”

方靖说：“没数过，那时一声令下，万炮齐发，炸死多少日本鬼子，真的没数过。”

红卫兵听后大怒：“胡说！你们国民党根本不抗日！”

方靖耐心地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北京有条赵登禹路吗？他是国民党第二十九军的师长，抗战阵亡，还有一条张自忠路，他是国民党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抗战阵亡。你们知道八百壮士吗？他们都是国民党的部队，团长叫谢晋元。”

红卫兵都愣住了：“哎呀，还有这样的事？”

方靖扳着指头告诉他们：“我们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阵亡上将8名，中将41名，少将65名，校尉级军官1万7千余名，士兵2百余万，怎么能说没有抗战呢？”

红卫兵们面面相觑，对这些数字他们闻所未闻，于是就让方靖等人坐下，讲一讲他们所根本不了解的故事，而且个个听得津津有味。以后的几天，其他红卫兵小将听到后，也参加进来，要求这些“抗战的国民党”讲抗战故事。

因为抗战，王陵基、方靖等人免于被斗，自己也感到十分庆幸。

红卫兵之后是造反派，不过造反派并没有整这些“落水狗”的热情，也不想听抗战故事，他们的兴趣在“外调”和夺权上。由于造反派太多，方靖等人应接不暇，外调的人还得“排队等候”才行。

王陵基的病情越来越重，但那时政协也被造反派给夺了权，无人过问。去问造反派头头，造反派头头哪肯管这事，就推说：“你们自己照顾吧——不行就送医院。”

于是王陵基就由方靖、孔庆桂等人轮班护理。偏偏王陵基患了痴呆症后还不知道领情，每次吃完饭都把手一伸：“拿帕子来！”这是解放前四川人上饭馆吃饭的派头，意思是让跑堂的拿擦脸毛巾。

孔庆桂气得要命：“他把我们当跑堂的了。我们有什么义务侍候他！”

方靖是个好好先生，连忙劝说：“算了，人家有病，我们就原谅一下吧。”

1967年3月，王陵基在北京因病去世。

1974年1月，王泽浚病逝于战犯管理所，但实际上他只要再在管理所待上一年，因文革而中断的特赦就又得以延续。在1975年的最后一次特赦中，所有战犯被全部予以释放……1975年，列名于彭县起义通电中的田颂尧在成都去世。

所有起义将领中，刘文辉的日子比较不好过，特别是在揭批“恶霸地主”刘文彩后，他的处境更加困难。

刘文彩这个负面典型树的很是时候，当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进入到饿死人的阶段，刘文彩和他的“收租院”一下子全国知名，但其实刘文彩早在四川解放前就死了，就算他曾经是只老虎，也是只死老虎。明眼人都能看出，批刘文彩，实际上是在批刘文辉，以削弱他在四川的影响力。

之后刘文辉被调去北京任林业部部长，总算远离了风波中心，不过文革期间又因此被红卫兵抄家，还被用皮带抽打。

晚年的刘文辉似乎看穿了他大半生都没能看穿的东西，对子侄们说：“搞政治没意思”。1976年6月，他在北京逝世。

当年有川军五行：“金龙”刘文辉、“孽龙”刘湘、“水龙”邓锡侯、“闷龙”田颂尧、“滚龙”杨森。五行之中，杨森排在最后，所以这幕戏将从他这里收场。

杨森到台湾后，也没什么实权，不过他可以发挥他的特长，并因此担任了台湾体育协会理事长。他此后的“事业”基本与体育挂钩，个人震动宝岛的第一件大事，是七十岁学会了独立驾驶飞机，还能在空中翻筋斗云，做各种惊人的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