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1]（第13/14页）

爱德华·德·托克维尔：

我认为父亲的评论非常准确。你首先必须向读者反复灌输这一观点，使其相信你从美国回来之后没有产生将美国的政治制度应用到欧洲的执念。因此，你最好说你可以预见民主的结果是民主的确立和身份的平等，但其往往会产生其他形式和不同的社会组织；这两个国家的特性、习性和道德观念是截然不同的。（YTC，CIIIb，第一册，第18页）

“我完全不……民主可能提供”这一表述没有出现在手稿中。

[35]“那种政体结构拥有相对的善。当孟德斯鸠……我钦佩他。但是当他将英国宪政作为完美模型进行描述的时候，对我而言，我似乎头一次发现了他的天赋的局限性。这种宪政在如今同样被推翻［此处中断。——编辑注］。

[36]我为什么会害怕说出这样的话呢？虽然我的目光锁定在美国上，但我心里想的却是欧洲。我担心当我们仍在讨论这场巨大的社会革命的合法性和方向的时候，它即将走到终点。我思考着，没人知道我们所奔驰的不可抵抗的斜坡通往的是专制还是共和，但它肯定通往民主。有人将1789年的革命视为单纯的意外事件，这些人就像传说中那些坐等河流经过的旅行者，不过是徒劳的幻想！我们的祖先没有看到它的诞生，我们将无法看到它的结束。它当前的动荡状态仍会持续数个时代。毕竟第一次推动产生于600多年前。

［在空白处］我们中的一些人将目前的状态视为一个起点，另一些人将它视为一个终点。它既不是起点也不是终点；它只是一场早已开始并持续至今的大革命的插曲。（YTC，CVh，第三册，第22至23页；参见与之大体相同的片段，YTC，CVh，第四册，第1页，以及《回忆》，OC，XII，第30页）

[37]然而第二部分已被发表，大概是在出版人戈瑟兰的建议下沿用第一部分的标题发表，托克维尔曾经想将其命名为《平等对人类的思想和情感的影响》。（参见托克维尔于1839年11月14日写给米尔的信，《英文通信》，OC，VI，第一册，第326页）

[38]在空白处：“……但我每天渐渐感到热情正在消退……”。

埃尔韦·德·托克维尔：“这种措辞在我看来似乎显得过于直率；它以一种过于绝对的方式降低了人们对第三卷寄予的希望。”

爱德华·德·托克维尔：“的确如此；有必要添加一个大体如此的句子：我起码在现在放弃了。”

“我也不喜欢‘我的作品将会变得毫无意义’这个句子。我们不知道你谈论的是以后的作品还是这部作品。其至少应被描述为‘变得毫无意义是一种必然’”（YTC，CIIIb，第一册，第19页）。手稿内容为：“……几乎将会变得毫无意义。”

[39]当我发表本书的第一个版本的时候，我在美国的旅伴古斯塔夫·德·博蒙先生仍然在创作他的那部名为《玛丽，或是美国的奴隶制度》的作品，这本书后来出版了。博蒙先生的主要目标是描述并让人们了解英裔美国人社会中的黑人的处境。他的作品将会让人们对奴隶制度拥有全新而明确的认识，这对于统一的共和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不知道我的看法是否正确，但对我而言，博蒙先生的作品会让那些想在这本书中找到动人描述的人产生浓厚的兴趣，将会在这些想要得到正确认识和深刻真理的读者之中获得更深远的、更持久的成功。（r.）

r. 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该注释的开始与第一个版本有些不同之处：“我在美国的旅伴古斯塔夫·德·博蒙先生打算在1835年的第一天发表一部名为《玛丽，或是美国的奴隶制度》的书。主要目标……”

[40]那些给我提供立法和行政文件的人让我至今难忘表达心中的感激之情。在所有的美国官员中，国务卿（现在是美国驻巴黎全权大使）爱德华·利文斯通先生为我的研究提供了最大的帮助。在我访问国会期间，利文斯通先生非常友善地赠送给我大量关于联邦政府的被我保存至今的文件。利文斯通先生是那种能够让我在认识他之前通过阅读他的作品喜欢他、钦佩他、尊重他的为数不多的人，认识他让我更深感荣幸。（s.）

s. 该注释未出现在本书手稿中，也未出现在托克维尔的其他文献之中。在1834年底，由于著名的美国赔偿事件，身处巴黎的利文斯通处于一个非常微妙的地位。也许这一注释是为了表示对这位人士的同情，其姓名几次出现在作为信息源的手稿之中。关于这一赔偿事件以及爱德华·利文斯通，请参考理查德·A. 麦克勒莫尔的《1816年至1836年期间的法美外交关系》（巴吞鲁日：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出版社，1941年）。

[41]托克维尔急于强调这部作品的目标是在定义上描写假设性类型的模式，而不是与现实完全吻合。他很可能借用了孟德斯鸠的概念，不管是孟德斯鸠与托克维尔，还是托克维尔与后来的马克斯·韦伯，他们之间的差异都是可察觉的。假设性类型（贵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构想具有一种诠释学特性；这一切将使其成为一个机械的过程，从而破坏托克维尔理论中最显著的一个方面。对于托克维尔而言，良好的政权制度的特点是维持两种类型之间的一种永恒的张力，这一想法与同一时期的帕斯卡尔和该时期的浪漫主义思想相似。〔关于此点，请参阅奥古斯特·孔德，《实证哲学课程》，第47课；埃米尔·迪尔凯姆，《孟德斯鸠与卢梭：社会学的先驱者》，巴黎：马塞尔·里维埃出版社，1953年，第三章；梅尔文·里克特，“孟德斯鸠与托克维尔的政治分析比较”，《比较政治学》1，第2号（1969年）：第129至160页；皮埃尔·伯恩鲍姆，《托克维尔的社会学》，巴黎：PUF出版社，1970年，第29至39页；詹弗兰科·波吉，《社会的概念》，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2年，第2至82页）。参看第694页第三卷的注解m。〕因为你有时会在行动上脱离逻辑规则，但你在议论中不会这样，而且对于人们来说，要在言语中保持前后一致就像在行动上保持一致那样是非常困难的。［顺带一提，此处提出了自由政府的一大优势，一个你几乎从未考虑过的优势。在这些政府中，大量的交谈是必不可少的。交谈的需要使国民们擅长思辨，并且通过谈话，逻辑被一点一点地引入公共事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