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1]（第11/14页）

[22]埃尔韦·德·托克维尔：“我不知道当你谈及古老欧洲的时候，是否能够使用‘一个全新的世界’这种措辞。我很清楚它是关于政治世界的问题，但政治领域发生的改变不会如此突然，因此在这里使用‘全新的世界’不是很准确。”

爱德华·德·托克维尔：“现在的社会与40年前相比当然是全新的社会。”（YTC，CIIIb，第一册，第13页）

[23]这种主张是重要的，其不能被忽视。评论过于笼统地强调托克维尔是一名旅行者、是道德观念和社会机构的观察员、是暗示社会学家的历史学家。然而，托克维尔关注的目标高于所有政治问题。事实上，这种“科学”的定义在我们看来更容易被标记为社会学、历史学或者心理学，但不可以减少其重要性。就像所有的政治思想家那样，比如孟德斯鸠或者卢梭，托克维尔意图尝试重新思考他所说的“政治科学”并重新定义它。他将再次回到这个问题上——用语言定义概念和新事实，他将引入新义。这也是作者在道德与政治科学学院发表的令人难忘的演讲所表达的意思，正是在这场演讲中，作者表明他自己是政治理论家。他认为，正是他的理论学家天赋，让他无法展开政治生涯。

事实上，写作艺术表明那些形成长期思维习惯的人很少有利于事态的引导。当大多数人从不服从于激情以外的任何事物时，它使他们服从于逻辑观念。它让他们拥有纤细的、细腻的、巧妙的、原始的品位，而它是主导世界的令人敬畏的常事。（在道德与政治科学学院的年度公开会议上发表的演讲，《道德与政治科学学院的会议与工作》，XXI，1852年，第303页；该演讲内容被部分摘录于OCB中，IX，第116至133页）

对托克维尔来说，政治科学是一门基于才能和人性本能的科学；它从哲学延伸到民事法律，从理论延伸到成文法律再延伸到事实。这种倒金字塔式结构被认为能够让你更加接近事实，更加远离理论：“没有哪个时事评论者不依赖于作家们在政治领域中发现的理论和普遍真理，作家们提出的理论时常需要以时事评论者揭露或描述的特定事实和机构研究为基础”（同上，第305页）。与这门科学并行存在的是执政艺术，即政治的实用性规则，也被不断修改。一个民族的文明化程度总是与它的政治科学复杂程度成正比。换而言之，文明化程度越高，政治科学就越复杂；一个全新的世界同样需要一门全新的政治科学。

在所有文明的民族中，根据特定的事实以及在政客们的鼓动下，政治科学产生普遍观点和法律，或者至少描绘出普遍观点和法律的蓝图。每个社会中的政治科学就像是一种知识氛围，这种氛围中的被统治者和统治者的想法自然流露，往往在他们不知道或者不想知道的情况下，绘制出他们的行为原则。野蛮人是唯一的实践在政治中得到确认的民族。（同上，第306页）

[24]“就像尼罗河灌溉埃及的土地那样，法国大革命产生了同样的功效。”（YTC，CVh，第三册，第97页）

[25]爱德华·德·托克维尔：“缺乏观念、法律、习惯和风俗的支持，革命如何能够在社会的实体方面取得进展？你所说的社会的实体方面究竟是什么？”（YTC，CIIIb，第一册，第14页）

[26]基佐的法国文明课程中的第四场演讲提到了这个观点。“上个世纪突然爆发的革命是一次社会革命；它更加关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不是人类的本质和个人性情；它想要改革社会而不仅仅是改变个人。”（弗朗索瓦·基佐，《现代历史课程》中的《法国文明史》，布鲁塞尔：霍曼出版社，1839年，第160页）托克维尔在1829年至1830年之间参加了基佐在巴黎大学开办的法国文明史课程。他在1829年4月11日到1830年3月29日之间记录的课堂笔记被保留了下来。但是，他的信件表明他在4月之前就参加了这一课程（参见《与博蒙的通信》，OC，VIII，第一册，第76至77页）。在1829年8月30日写给博蒙的一封信中（OC，VIII，第一册，第80至81页），托克维尔声称他已经阅读了“基佐的大部分作品”，他认为基佐是“非凡的”，因此他推荐他的朋友在冬季阅读基佐的作品。阅读基佐的作品让他对第4世纪有特别的了解（第12页的注解r引用了同一个世纪）。此外，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几次间接提到课程的第八场演讲。两年后，当托克维尔身处美国，他给他的朋友及同事欧内斯特·德·沙布罗尔写信提到：“在这里，我们无法找到一本能够帮助我们分析美国社会的对我们来说非常有必要的书；帮助我们的是基佐的演讲，以及他在三年前提过和发表过的与罗马社会和中世纪有关的内容。”（纽约，1831年5月18日，YTC，BIa2）正是按照基佐在课程的第四场演讲中发表的观点，托克维尔首次在他的笔记中将美国社会划分为公民状态和社会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