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翠扳指（第36/54页）

裕禄，字寿山，时年56岁，满洲正白旗人，喜塔蜡氏，监生出身。1867年出任直隶热河兵备道，次年为安徽布政使。1874年升安徽巡抚，1887年授湖广总督，因反对修卢汉铁路被降职。1889年调任盛京将军。1898年升为军机大臣、礼部尚书兼总理衙门大臣，后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裕禄是中国近代史中一位奇怪的人物，可能他的所作所为连帝国的御用史官们都感到迷惑不解，于是，如此身居高位的帝国大员，史料记述文字甚少，以至其面目含糊不清。近人以他作为帝国前线的总指挥而责骂他“丢失阵地”，“望风而逃”，甚至把他定性为帝国都城陷落的罪魁祸首。可翻遍皇家档案，就会发现他在执行帝国政府的指令上没犯什么严重的错误，而且，从对义和团的态度上讲，他还是一位“坚定地支持农民运动”的高级大员。他在义和团运动的前期和其他官员一样，是持镇压态度的，并且有屠杀农民的举动；但是，他一旦“转变”，就坚决地和义和团的农民们站在一起了，甚至成为一个义和团团教的“信徒”。不可否认，他的“转变”受到了帝国政府，尤其是受慈禧太后的影响。但是，像他这样“义无反顾”地支持义和团以及信奉义和团“法术”的高级大员，在帝国的官员阵营中实在少见。他曾主动联络天津的义和团首领张德成等人，将其请入衙门，当做上宾招待。在观看义和团“法术”的时候，因为坚信不疑而长跪不起，连连乞求神仙关照自己。他对义和团的附属组织、由年轻女子组成的红灯照更是充满崇敬：

拳祸甫作，乱民争奉之。初居于船，泊北门外大关口。船之四周，裹以大红洋绉。又有所谓三仙姑、九仙姑者，咸居舟中以侍之。旋为裕禄所闻，乃迎圣母入署，决休咎。圣母至，裕禄跪迎之。既坐督署大堂，裕禄入见，行三跪九叩礼，奉之若神明。礼毕，裕禄上言：“乞垂悯生灵，拯此一方。”圣母曰：“已，令神将用天兵火烧夷兵，不久灭尽。汝无忧！”有顷，圣母出署，裕禄复跪送之。（老吏：《奴才小史》，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550页。）

然而，“夷兵”并没有被“不久灭尽”，帝国军队的一次次的阻击却兵败如山倒。裕禄夹杂在逃跑的人流中，恍惚中心乱如麻。作为前线指挥，他应该率军拼死阻击，“以报国恩”，但是，他手上又有朝廷刚刚发来的电报，内容是已经命令李鸿章北上“议和”。既然政府已主张议和，军队干吗还要打？打狠了，背上破坏议和的罪名，等洋人和朝廷真的和好了，自己现在打得越凶，洋人们不是越要惩办自己？可是不打，或者打而失败，也一定是死罪。裕禄明确地感到该到自己死的时候了。在混乱的溃兵中跌跌撞撞的裕禄想到有必要写一封遗书，至少要找到一个可靠的人把家人老小托付一下，然后再去死。但是，他发现自己的身边除了狂跑的士兵之外，根本没有一个他认识的人。最后，帝国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决定就样死了算了。

关于裕禄的死有不同的说法。大多数说法来源于《景善日记》中所记的一句话：“裕禄之兵在北仓杨村蔡村等地，大败三次，裕禄逃匿一棺材店，既而自杀。”根据这一句话，后人设想为：仓促之中，裕禄逃进了一间草屋，抬头一看，竟是间棺材铺。他是一个极端迷信的人，突然感到这里是命运和神灵要求他死的地方，于是，举枪自杀。更有人发挥设想，说裕禄选择了一个质量最好的棺材，先躺在里面，把姿势弄妥当了之后，才扣动了扳机。

似乎老吏的《奴才小史》之一说更符合当时的战场紧张气氛和酷夏的炎热高温：

对胸自击，枪发，踬地乱滚，气未绝，其仆负之走。途次，死焉。顾仓卒不得棺，以板合为柩，以面糊于板。又不得衣衾，仅就其所穿血渍之纺绸衫裤以殓之。殓时，而蛆虫生矣。（老吏：《奴才小史》，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550页。）

就在裕禄自杀的同时，帝国的都城内，一支队伍正宣誓出京接敌。

这就是70岁的李秉衡和他率领的“北上勤王”的部队。

他是背负着“背叛”的名声而上前线的，只因为前些日子他还在南方官员联名敦促慈禧“议和”的奏折上签字，现在却要率众与洋人们血战去了。他到底是个“叛徒”还是个“英雄”，历史的记载一塌糊涂。没有争论的史实是，1900年8月6日，他带兵“赴前敌以御夷人”。李秉衡可以指挥的军队除了2000名武卫军官兵之外，还有先后到达北京“勤王”的地方部队：湖北部队张春发部10个营、曹州部队万本华部4个营、江西部队陈泽霖部10个营和登州部队夏辛酉部6个营。更为他的迎敌举动增添悲壮气氛的是，跟随他出发的，还有数千北京的义和团农民。这些义和团团员装束一新，精神抖擞，举行了大规模的“誓师”仪式，有史料特别记载义和团们跟随李秉衡上前线时手里拿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