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努力学习明治维新：袁世凯最终将大清引向立宪改革（第5/8页）

吴樾大概没有想到，他舍命破坏立宪，却反而让慈禧更加坚定了立宪的决心，出洋考察终于走上不可逆的轨道。1905年12月，在调整了其中两位大臣之后，新的“五大臣”率领的考察团再次从北京出发，还是以载泽为首，分率两路去往日本和欧美，对于重点考察对象——日本的这一路由载泽亲自率领。

袁世凯的立宪思想

五大臣终于顺利出洋了，他们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老袁自然不会忘记为立宪做一些实际工作，他在天津成立“宪政研究院”，网罗了一大批改革领域的人才作为他的幕僚团队，组织他们埋头编写普及宪政的书籍：《立宪纲要》。大家知道，一旦这位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的仁兄开始去编书，那是有故事的。当年为了获得小站领兵的统领权，这位老兄也光荣地当过一次责任编辑，编了一本兵书献给国家——具体接收方是荣禄。

现在老袁又开始编书了。很显然，随着五大臣出洋考察学习已经成为事实，立宪的大环境已经变好，他是想执立宪改革的牛耳，成为立宪改革的权威。好吧，为了不让袁大人的工作白做，我们就以这本书以及“宪政研究院”的其他研究成果为基础，替老袁为大清的人们上一堂与立宪相关的政治课。当然，为老袁编书的那些人都是饱学之士，并不像老袁那样喜欢用人民群众更加喜闻乐见的大白话。为让课堂更符合老袁的风格，我们将其中的内容进行一些大白话处理。

首先，宪政是源自西方的，但它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它和民主、自由、共和都有一定的关联，这些概念都是围绕“人”而产生的，而人有两个最基本的命题：人人生而平等；人人生而具备之所以能做一个“人”的各种基本权利——人权。

让我们来假设某个地方生活着1000个人，有一天大家发现其中的某一位十分富有，家里怎么说也有百八十两金子，还不肯老实交出来分给大家，于是大家认为可以把他给砍了然后把金子分给大家。这位仁兄很有意见：我的金子也是我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积攒下来的啊，凭什么要把我给砍了呢？大家告诉他：因为我们这是投票啊，包括你在内，一人一票，少数服从多数，民主决策。

于是这位老兄被砍头了，金子分给大家。

这就是“民主”，虽然以上讲的只是一个极端例子，但也并不能完全说他不对，这就是说，民主就是对人价值的肯定，它是从积极和“善”的角度理解人的，它相信每个人所做的事情都是有意义的，所以需要去保障每一个人的平等和人权。正是因为如此，公共决策的时候只能遵循“少数服从多数”原则，而正是要遵循这个原则，民主的精髓实际上强调的是你这个“个人”对除你之外的其他人的义务，你在实现平等和人权的时候实际上也让渡了平等和人权——因为要少数服从多数嘛，你在实现所有人的“民主”的同时，很可能会造成对你自己的“不民主”，但兄弟你也别有意见，因为它并不是特定地针对某一个人，它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也只有如此，才是真正保障每一个人的平等和人权。因此，虽然在现实中确实可能比较少见，但恰恰又不能排除民主的极端其实就是“专制”，有可能由“君主”的个人专制变为“多数人的暴政”。

有人要问了，民主和王朝历史上强调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是一回事儿吗？答案是：绝对不是一回事儿。首先，民贵君轻或者官轻，在专制王朝是没有制度来保障实施的，因而它是一种王朝的伪善，而民主是必须有制度保障来落地的，否则谈民主就没有意义。其次，君或者官也是“人”，也是“人民”的一分子，他们为什么就要轻呢？民主强调的是对“每一个人”都一视同仁，无论你是官还是民，只衡量“人”在平等和人权方面的相同性而不在乎身份的差异性，而专制王朝的“民本”骨子里其实还是种官本位思想（不然就不会特意强调“民贵”），它区分出“官”与“民”，也就给官员作秀留下了空间，不仅给官员作秀留下了空间，还给百姓们认为官员作秀留下了空间，比如他原本就是爱民敬民的，却被认为是作秀，你说他冤不冤。所以，“民主”并不是要故意区分“君主”和“官主”，造成官民对立，它在本质上对每一位官员也是大有好处的——因为大家都是人嘛！

接下来要说“自由”了。现在，我们假设那1000个人有一个共识，“我们正常的生活状态就是要在成年后结个婚生个娃”，大部分的人都拍拍屁股去结婚生娃了，这个时候兄弟你红着脸站起来表示：虽然我也认可这个观念，但这并不是我的选择，我信奉的是独身主义，相信你们也不会把我去浸猪笼吧，因为这是我的自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