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努力学习明治维新：袁世凯最终将大清引向立宪改革（第7/8页）

这句话的首要含义是：政府是必要的。政府有它自身存在的价值和运作规律，无论你是否“欢迎和喜欢”它，作为个人都无法替代它，否则就会陷入无政府主义的暴民乱政。其次，政府不是“恶”，是“必要之恶”，公民有义务把自己的某部分权力赋予政府，因此当你已经把你的权力赋予了政府，代表你已经尽了你的义务，你就不需要再做什么了，就应该享受到政府对你该尽的义务，也就是享受你的权利，甚至不需要天然地热爱政府（热爱的是国家）。这就是说，人们会天然地热爱祖国，但其实不一定天然地热爱政府，政府因为掌控权力，往往会令人“疑虑和警惕”，但当政府尽到它该尽的义务时，必然会获得热爱和支持。

那么问题来了，哪些权力该赋予政府？如何保障政府只在被赋予的权力里运作但又能充分尽到义务？很显然，这需要有“法”，需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为了便于运作，这1000个人里会选出一定数额的人来立法——西方人称作议员，议员不得在政府中任职成为官员，同样，官员如果想成为议员，也只有先辞去公职。议员的独立性显示了这1000个人里各个行业、各个阶层的利益已经经过充分的博弈和角力，最后才凝结成一种“全民意志”。

在西方国家，议员就组成了议会（或称国会），是对这1000人（他们的选民）负责的，代表所有人行使立法权；政府依照这些法律来办事，不能违背议会的意志，也就是行政人员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行使行政权；在这种设计中，由于政府是向议会负责的，议会是向选民负责的，人们通过对议会的控制已经完成了对政府的权力赋予和限制，另外还必须有一套独立的机构对违反法律的任何个人和单位（包括政府）进行居中裁定和审判处理，平等地对待有关各方——行使司法权。这三个方面不仅在组织上相互独立，在人员上也相互排斥（成为议员、官员或者法官，只能选其一），与此同时，在西方人看来，它们的出发点不是如何构建三种组织、达到三种目的（不是为了分权而分权），而是把这三种目的整合成一种良性而稳定的政治制度——宪政。

很显然，在这种三权分立中，还有一个问题是关键的：议员是大家选出来的，从理论上来说是可以让大家放心的，但为了让大家彻底放心，从源头上放心，还必须以民主的程序制定和通过今后一切法律都不能违反的“母法”，也就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首先要“把制度关进制度的笼子”，这就是宪法。宪法的出台过程是极其独立的，在政党比较多的国家，尤其不能受到党派的干扰与控制，不能受某一政党的控制，它由议会或者专门选举出的“制宪委员会”制定并通过，甚至有的国家还需要全民公决才能通过。不仅如此，虽然宪法是宪政的标志之一，但有宪法也未必一定有宪政，还必须实现宪法的司法化。所谓宪法的司法化，就是对任何颁布的法律、个人和组织（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进行是否违反宪法的审查裁定——只有这样，才符合“对任何权力都保持警惕，一切权力都必须是有限的”的宪政价值观，也才能让大家最后放心。

好吧，在老袁编书的同时，大清两路考察团也在国外加紧考察学习，他们可以说是一路顺风顺水。载泽亲率的这一路是主要考察日本、英国和法国，抵达东京之后，睦仁派出了日本“国宝”级人物、刚刚成为日俄战争最大功臣的东乡平八郎前往车站迎接，另一位“国宝”伊藤博文亲自负责传授明治维新的经验。到了农历大年三十这天，睦仁亲自在皇宫接见了考察团成员，估计双方还在一起吃了个年夜饭。到了英国，英国女王也是亲自出来接见，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分别授予载泽荣誉博士学位；法国人也不甘落后，总统带着自己的老婆，陪着载泽等人爬上了埃菲尔铁塔，累得气喘吁吁。

在另一路，美国总统罗斯福同样在大年三十这天接见了考察团成员，甚至还给光绪皇帝写了一封亲笔信；在德国，德国皇帝带着皇太子亲自请考察团吃家宴，至于比利时、丹麦、瑞士、荷兰这些原本不在考察计划之内的小国，当他们听说大清考察团来到之后，争先恐后地邀请考察团前往，诸位大人啊，你们即使不来考察，来转转也行啊，风车看过了吗？

对于洋大人们的热情，载泽等人自然是清楚原因的，谁也不会放过成为大清改革老师的机会，以便将来在大清获得更多的政治资源和市场开发权。但这毕竟是鸦片战争以来，洋人世界首次集体对大清友好，载泽等人感觉十分受用，如果要用一个字来形容，那就是：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