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台湾民主国内渡官绅（第7/13页）

在新学士绅看来，西方近代主权在民思想与中国传统民本观念的主旨并无二致，民众与社稷为国家本体，帝王朝廷只是依附其上的治理者。从至圣才能称王的圣王观出发，君主必须以德为本，无德则失民心失天下。正如洪弃父所谓“弃民者民亦弃之”。纲纪之说，在中国传统政治的运作中，对皇权同样具有规范作用，易顺鼎代刘坤一所拟致唐景崧书，不仅痛斥“当轴主和”，无故割地，“欲令赤县沦为左言，苍生变为左衽”，而且特意申明:

窃思春秋之义，以反经合道为权。鲁隐、荀息无救于乱，鬻拳、祭仲犹谓之忠。至圣苦心，所以教千古之英雄，扶万世之宇宙者，至深且远。三代以下，此谊不明，海内三四贤豪，束缚于规矩之内，拘牵于文法之中，一遇世变，惟有孑身远引，否则束手待毙，自活不暇，何能活人？于是乱臣贼子，夷狄枭桀之徒，转得乘间蹈瑕，争窃其柄以制君父之死命，生民涂炭，神州陆沉，而天下之祸亦已极矣。虽仲尼复生，不能不望于以圣贤之心行英雄之事者也。[76]

只要能够救国，则兵谏、废立亦在所不惜。透过表面的忠奸之辨，士绅那种天下己任，制衡皇权代表民权的角色作用呼之欲出。正如台湾绅民血书所说：“朝廷失人心，何以治天下！”[77]皇朝如果弃民不顾，则臣民理应抗命不遵，甚至除旧立新。这与庚子维新派“不奉伪廷之矫诏”、自立救国如出一辙。

士林中的异人每逢国难当头，往往有此表现。当时在南方策划起义的孙中山，也引此类异人为同道。1895年3月，他在香港会见日本驻港领事中川恒次郎时，提出起义后与康有为、吴瀚涛、曾纪泽之子共为统领。[78]其中吴瀚涛即为异人。吴名广霈，字琴爰，晚号剑华道人，安徽诸生，以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的随员身份赴日，后升任神户副领事。[79]1879年王韬游历日本时与之相交，称其“年少有才，踔厉奋发，要自不凡”。又说：“瀚涛今世豪杰士也，年少而才奇，识见超卓，志量恢扩，当今殆罕其俦。”两人诗酒互酬，“谈兵论剑”，交情甚笃。其中王韬一首诗曰:

平生豪气俯凡流，今日逢君让一筹。举世岂真无北海，论交当自有南洲。从兹一别七千里，此后重逢五大洲。天下事今犹可挽，出山霖雨为民谋。[80]

次年，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提及这位年仅二十三四岁、“其才绝群”的使馆随员，极口称道：“此人卓荦不凡……他日终为有用材，与仆极知好。”[81]由此可见吴的性格气概。

吴瀚涛归国后，以直隶候补知县任轮船招商局文案十余年，1893年随郑观应稽查长江招商局各分局利弊，1894年曾赴朝鲜。吴“通仙佛之旨”，与孙宝瑄等有交[82]，尤其与郑观应为道友。郑观应《题吴剑华准今论》诗赞道:

剑华独负瑰奇才，经文纬武凌金台。西行东征不得志，橐笔还归沪渎来。高谈娓娓惊四座，琅环展读眼界开。地球行遍九万里，胸罗甲兵智量恢。早知东瀛欲犯顺，上书请讨毋徘徊。相公笑呼为狂士，割地求和酿祸胎。热血喷激东海水，英雄无力随波颓。狂澜欲倒待谁挽，天时人事交相催。五强环伺欲逐逐，棋局纷争历胜衰。何日车书归一统，吾将高隐返蓬莱。

对吴瀚涛极为推重，惋惜其才不得尽用。郑氏另有与吴瀚涛唱和诗，一论路矿:

路矿关家国，为人劫利权。笑吾如傀儡，愧彼任抽牵。欺压民含怨，呼号孰可怜（地方生计尽为彼族所夺）。开门揖大盗（准外人开矿承筑铁路），何处是仙村。

二议政治:

欲固民心议院开，先言人格举贤才。集思广益知优劣，皇道无亲大舞台。

因循畏难书呆子，暴动激昂莽丈夫。两者登场皆误国，外王内圣是良图。[83]

所谈论多家国大事。

1897年底，经元善、严信厚、郑观应、陈季同、梁启超、康广仁等人发起设立中国女学堂，得到汪康年、狄平、吴保初等人的响应，吴瀚涛与谭嗣同、陈三立、文廷式、麦孟华、徐勤、沈荩、黄遵宪、江标、龙泽厚等人予以资助。[84]戊戌维新期间，他在上海主办《大公报》，参与亚细亚协会。政变后，与兴亚会会员恽玉茗避走日本，见原《苏报》主人胡铁梅。[85]1900年1月，他还与经元善等千余士绅联名通电，反对清廷废立。[86]

曾纪泽之子，当为曾广铨，也颇具异人秉性。他早年立志自食其力，随嗣父曾纪泽赴欧，留学英国，通英文，后任驻英公使馆三等书记。[87]1897年辞官归沪，参与创办《时务报》，又与汪康年等发起蒙学公会。德国强占胶州湾后，与汪康年东渡日本，谋求中日两国民间志士同盟救国，并参与发起亚细亚协会。[88]庚子在粤督李鸿章幕下，介入李和孙中山策划的两广独立密谋。乙未吴、曾二人是否真的卷入孙中山的反清活动，不得而知。[89]但曾向太平军上书进言的王韬这位不折不扣的异人，同样认识孙中山。可见叛逆者与异人之间，存在易于沟通联系的潜质，因而总是机缘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