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台湾民主国内渡官绅（第9/13页）

易顺鼎1901年曾致函荣禄，吹捧其保护使馆，力主剿拳，坚持定见，匡扶大局，而指“康、梁名为保皇上，而实则乱国家。吾师名为诛康、梁，而实则保皇上。受业此论，刘、张两帅及东南人士皆以为然；即康、梁诸党闻之，恐亦不能不心服耳”[103]。虽系谀词，未必无心。他1902年简放广西右江道，宦海浮沉，仕进坎坷。民初虽一度混迹遗老队中，却毅然剪辫，并长歌记其事，将新旧、满汉、上下，一齐骂倒。[104]

民本观与圣王观制导下的传统中国政治，皇权必须在纲纪允许的范围内活动，遵守公同认定的规则。一旦越轨，便会遭到绅权的抵制与反抗。此类冲突在王朝末世往往发生更为频繁。这一常规通则到近代依然有效。甲午和庚子，清政府两度恣意妄为，在局部或整体上触犯规则，以牺牲百姓社稷为代价，保家财逞己欲泄私愤，引起士绅的激烈抗争，甚至不惜诉诸武力。而且，在西学的影响下，新学士绅更加选择了近代欧美民主制度的形式，作为解决冲突，抑制皇权的最后手段。绅权与君权的冲突，在维护地缘利益之外，更有代表民意、保全社稷的一面，表明天下己任并非虚言大话。台湾民主国官绅在这两个关键时刻的所作所为，就是近代士绅政治品格一个侧面的典型表现。这种对于皇权恶性膨胀的反弹，很难用革命与改良的两极判断解释定性。因为此类官绅一般并不积极主张以激烈方式进行社会改革。

此外，尽管台湾民主国内渡官绅在行动上程度有别，其爱国情怀的真切与救国动机的真诚，则不应怀疑挑剔。其行为差异，很大程度是因为各人的身份处境不同所致。以简单的阶级分析立论，又不能辨析当事人事后记述所掺杂的个人恩怨（如唐景崧与刘永福的纠葛，是刘非唐的论据多有不实之词），不免混淆误解历史的真实。36年后，与台湾民主国官绅渊源极深的陈寅恪与胡适就唐景崧遗墨所写诗函，表达了近代中国知识人对民意与国权的一贯态度立场。时值“九·一八”事变次日，胡适诗曰：“南天民主国，回首一伤神。黑虎今何在？黄龙亦已陈。几枝无用笔，半打有心人。毕竟天难补，滔滔四十春。”陈寅恪复函道：“以四十春悠久之岁月，至今日仅赢得一‘不抵抗’主义，诵尊作既竟，不知涕泗之何从也。”[105]以文化立国的中华民族，神州正朔所在，文化托命之身。发此百年之覆，适以昭示千古不易之理。

附记：此一公案，与陈寅恪家世关系极深。寅恪夫人唐筼即唐景崧孙女。《寒柳堂记梦稿》称：“盖当马关和约成后，凡爱国之人，有是非之心者，无不反对……况先君挚友姻亲中，梁星海丈（鼎芬）则以劾合肥罢职（按此事在中法之役），文芸阁丈（廷式）则在京为主战派之重要人物，并是力攻合肥之人。易实甫丈（顺鼎）及先舅父俞恪士（明震），则皆在台湾助台独立者。盖其时爱国之人，以为政府虽已割台，而人民犹可不奉旨，如后来庚子岁东南诸督抚不遵朝命杀害外侨之比。”另外，孙中山广州起义密谋所举四统领之一的曾广铨，亦与陈家世交。广铨妹广珊嫁与俞明震弟俞明颐（字寿臣），而俞氏兄弟的胞妹俞明诗为陈三立续妻，即陈寅恪的生母。寅恪妹新午适俞明颐子俞大维。陈寅恪对祖、父两代参与庚子密谋及祖父被清廷赐死之事，因陈三立隐忍不言，似不知晓。但他对上述各人的家世、思想、作为，“知之尤稔”。对于清室及张之洞的人品学问，则讽词甚多。陈三立绝足政坛，“忍死苟活，盖有所待”，不仅是痛心于民国政治的黑暗，也饱含对清室的极大怨愤，不能以交游而定为遗老。陈寅恪所说“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更应从文化角度理解。即使带有政治意味，也是以文化为神州正朔、国家命脉所系，而不拘泥于一家一姓之兴衰。台湾民主国游说使姚文栋遗书有“国可亡，天下不可亡”之语，仔细体味，绝非遗老恋清情结所能涵盖。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