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保皇会的宗旨歧变与组织离合（第22/23页）
[76]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57页。原题为《致欧榘甲等书》，依据内容，直接收信人应为徐勤。孟远，梁启超；云，欧榘甲；力，梁启田。 [77]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58—159页。 [78]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62—163页。原书系此函为1903年6月1日，误。函中关于广宗巨鹿民变首领景廷宾被捕事，恐系误传。 [79] 据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选》，《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和《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均撰于1902年春，合刊为《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1902年9月16日出版的《新民丛报》第16号以《南海先生辨革命书》为题刊登致美洲华商文的部分内容，署“壬寅六月”。汤先生认为“似以壬寅春为是”。致美洲华商文提到回銮半年，清廷回銮之事，一再拖延，直到1902年1月才返回北京，则原署期无误。 [80] 汤志均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474—505页。 [81] 1903年10月28日《致谭张孝书》，方志钦主编：《康梁与保皇会》，第134页。 [82]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01页。 [83] 1902年8月2日徐为经李福基致某某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04页。 [84] 方志钦主编：《康梁与保皇会》，第40页。此函康有为自署“八月八日”，应为1902年9月9日。但下引徐为经、李福基等人函署期“壬陆月廿九日”，即1902年8月2日，两函内容相关，康有为致谭张孝函似在前，则其中一函署期不确。 [85]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03—204页。 [86] 同上书，第200页。 [87] 同上书，第204页。 [88]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00—204页。 [89] 1902年11月徐勤致康有为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08页。 [90] 1902年8月14日梁启超致叶恩、李福基等书，方志钦主编：《康梁与保皇会》，第100—101页。 [91]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20页。 [92] 1903年1月11日康南海《与任弟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99—300页。 [93] 1903年4月15日《与勉兄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20页。 [94] 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第49页。狭间直树教授指《释革》中的议论“极尽繁琐”，和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初期的其他几篇论文一起，表明梁“尽管也承认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贡献和意义，认为它开辟了新的时代，将欧洲带入了‘人群进化之第二期’，但是并不将其当作现实所需要的处方”（《新民说略论》，《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第81页）。 [95]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6集，第39页。 [96]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00—201页。 [97]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90页。 [98] 莫世样编：《马君武集》，第399页。 [99] 《满洲留学生风潮》，《选报》第51期，1903年5月10日。 [100]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18页。 [101] 1903年4月15日《与勉兄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20—321页。 [102]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18—219页。是函称：“任行后，以报事及译局事，委弟子及孺博代理。”1903年4月13日梁启超函托蒋智由协助《新民丛报》事务，“望与孺博、孝高、伯勋、百里诸君熟商”（《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11页）。 [103] 《二十世纪太平洋歌》，《饮冰室文集》之45（下），第17页。 [104] 1903年4月13日《致蒋观云先生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12页。 [105] 《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新民丛报》第38、39号合刊，1903年10月4日。该期实际出版日期较晚。 [106]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29，第3页。 [107] 1903年2月16日高山致康有为书，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19页。 [108] 参见巴斯蒂：《中国近代国家观念溯源——关于伯伦知理〈国家论〉的翻译》，《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 [109]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第148页。 [110]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27—3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