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保皇会的宗旨歧变与组织离合（第9/23页）

庚子以后，保皇会虽然没有明确宣布放弃武装勤王，但除了部分成员对广西会党游勇起事仍然关注外，实际上在康有为的主持之下已经草草收场。而为了便于筹款，各地保皇会会员不得不顺应华侨社会普遍激昂的民气，继续以起兵为号召。同时一部分本来倾向革命的保皇会会员开始冲破康有为的禁令，或倡革命，或唱类族，或主分治。[70]

鼓吹自立，本来是得到康有为认可的方略，用于万一光绪不及救之时。叶恩即于1901年上书两广总督陶模，引孟子民重君轻观、世界公理和近代历史，要求破除媚上与媚外积习，速求自立，以存中国。[71]可是保皇会言革一派的宣传愈趋激烈，不断将自立引向反清革命。其中欧榘甲一马当先，在所主持的旧金山《文兴报》以“太平洋客”为笔名，发表《论广东宜速筹自立之法》长文，连载27篇，“‘满贼’、‘清贼’之言，盈篇溢纸”[72]。其他康门弟子纷纷响应，在《文兴报》《新中国报》《新民丛报》发表激烈言论。梁启超主办《新民丛报》，虽然声明“不为危险激烈之言，以导中国进步当以渐也”[73]，但激烈的情绪时时显露于报端，又因反对康有为的保教主张，与之信函来往，相互驳论，流露出提倡国家主义、赞成破坏主义的倾向。

其时康有为远在印度，对保皇会会员尤其是万木草堂嫡系弟子纷纷言革的情形不甚了然，但曾经有过言革之举的梁启超的言行引起他的警惕。1902年春，康有为致函梁启超，“告诫以革命、保教、大同等诸义”。梁启超虽然觉得“此事有甚难言者”，还是复函详细阐明自己的意见。关于大同，因为其改信国家主义，在论国家思想时将大同说拿来作衬，忘记此说在中国为乃师发端。他指出大同学说“在泰西实已久为陈言……而驳之者，亦不下数十家，近人著书几无不引之，无不驳之”，并非故意攻击康有为，而且保证此后“断不复有此等语在报中矣”。

然而，至于“真有难言者”的“民主、扑满、保教等义”，关乎政见宗旨的大是大非，梁启超决不轻言服从，他坦率地表示：“弟子今日若面从先生之诫，他日亦必不能实行也，故不如披心沥胆一论之。”这篇“披心沥胆”的答书，可谓梁启超有心与乃师立异的政治宣言，他声言:

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舌秃笔以倡之，决不能弃去者也。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弟子所见，谓无以易此矣。满廷之无可望久矣，今日日望归政，望复辟，夫何可得？即得矣，满朝皆仇敌，百事腐败已久，虽召吾党归用之，而亦决不能行其志也。

不但如此，梁启超还宣称其主张并非一己私见，而是代表同门的公意。对于康有为畏惧的“破坏”，梁启超自己“亦未始不惧”，

然以为破坏终不可得免，愈迟则愈惨，毋宁早耳。且我不言，他人亦言之，岂能禁乎？不惟他人而已，同门中人猖狂言此，有过弟子十倍者。先生殆未见《文兴报》耳，徐、欧在《文兴》所发之论，所记之事，虽弟子视之犹为詟栗……檀香山《新中国报》亦然。《新民报》之含蓄亦甚矣。树园吾党中最长者也，然其恶满洲之心更热，《新民报》中《扪虱谈虎》一门及《人肉楼》等篇，树园笔也，同门之人皆趋于此。夫树园、君勉，岂肯背师之人哉，然皆若此，实则受先生救国救民之教，浸之已久，而迫于今日时势，实不得不然也。

接着，梁启超更在谁能反映全党公意的问题上挑战康有为的权威:

先生受皇上厚恩，誓不肯齿及一字，固属仁至义尽，至门弟子等心先生之心，以爱国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似亦不必禁之矣。来示谓此报为党报，必全党人同意，然后可以发言。无论党人分处四方，万无作成一文，遍请画诺，然后发刻之理。即以党人之意论之，苟属立宪政体，必以多数决议，恐亦画诺者十之七八也（君勉来一书，并呈上，其言亦如此矣）。然此决非好与先生立异者，实觉此事为今日救国民之要着而已，望先生听之，以大度容之为盼。[74]

读过梁启超的来函，康有为觉得大事不妙，立即采取措施，他致函各地弟子，告诫其严守保皇立场，并观察反应。不久，康有为陆续收到各处弟子的来信以及寄来的《文兴报》等报刊，对于弟子们“极发自立之事……以为鼓动”大为担忧，惊呼：“何为出此亡国奴种之言也？”痛斥弟子“不学而误读书”，法、美革命自立的情势与中国绝不相类，革命自立必然导致中国分裂而亡国，并以印度分立致亡为据，主张“保全国而合大群，求民权而立宪法”。其中“或以中国政府纷乱，必不能保全中国，思有以振倡人心，则不得不借扑满革命为名以耸之，犹日本之变法，先借排幕为名，实不得已也”，当隐指梁启超，而“妄言广东自立”，“详论之至二十七篇”，则明指欧榘甲。[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