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会昌废佛（第7/10页）

李瀍作为皇帝，是以国家政权的名义以及动用全国力量展开废佛运动的，所以僧尼们没有力量保护自己的地位和利益，纵然有所不满，也是无济于事。在李瀍下诏废佛前夕，长安城中的僧人灵宴和辩章等共推法师玄畅为代表，上表进谏反对废佛，其结果可想而知，当时的朝廷大臣中也没有人站出来对废佛事件表示异议。

李瀍废佛诏令一出，全国大部分道州闻风而动，他派御史分赴各道监督废佛执行情况，对此，杜牧曾经描述说：“御史乘驿未出关，天下寺至于屋基耕而刓之。”杜牧的说法虽不无夸张，但至少说明朝廷上下对此保持着较高的行政效率。当时长安城中诸寺，因其地处天子脚下，自然先罹其难，而各道地方寺院亦不能幸免，只不过稍晚于长安而已。

废佛运动历时五年，官方史料记载都是拆了多少座寺庙，强制多少僧尼还俗，以及收缴了多少寺院资产等，但对被强制还俗僧尼们的去向和经历，却几乎没有记载。对于这一点，我们或许可以从日本僧人圆仁的经历中了解一些。

圆仁在会昌五年（845年）三月时被强制还俗，这个从日本漂洋过海一心到中国求学的僧人，实在没有想到会在中国遇到废佛这种事儿。圆仁当时不得不离开长安而辗转各地，他一路上的亲身经历以及所见所闻，足以证明当时被强制还俗的僧尼经历堪称狼狈至极。

在李瀍下诏合并寺院之前的会昌五年（845年）六月，圆仁来到泗州，亲眼见到当地普光王寺的庄园、钱物、奴婢尽数被当地官府点检没收的情形。强制还俗的僧人们被士兵一通棍棒打出寺院，一些年岁较大的僧人因为走得较慢，被士兵打断筋骨者不在少数。僧人们散去后士兵立即封锁寺院，普光王寺当时是当地很著名的寺院，规模十分庞大，而在寺院被封后逐渐衰败，以至于最终被拆毁。

圆仁眼见一座规模庞大的寺院就此衰败，不由得悲从心头起，但是理智告诉他这里不是久留之地，于是他加快步伐向着还算比较安全的扬州而去。可是到了扬州，他忽然发现这里的状况比泗州好不到哪里去。

圆仁是在六月底到的扬州，在他到达的十天前，朝廷拆寺废佛的诏令已经传到当地，当他刚走进城中便发现僧人们都以巾裹头站在大街上，等待官府点名，然后遣返回原籍。各寺院的钱物、庄园、钟磬，甚至是佛像也在等待官府的查验收缴，而且圆仁在扬州的时候，已经听说皇帝李瀍继续下了尽毁寺院铜像，全部由盐铁使主持收缴的诏令。

在圆仁看来，扬州和泗州一样，自己已经不能在这里找到归宿。于是，他又一次踏上行程，向着地处稍偏的登州而去。登州就是今天山东的蓬莱一带，圆仁之所以选择去那里，是因为登州地处海边，距离京城长安遥远，就算是皇帝向那里下了废佛的诏令，恐怕因为山高皇帝远，执行起来也会打折扣。

可事实证明，圆仁的地理计算是不错的，但登州执行皇帝的诏令一点也不比京城长安含糊。早在前往登州的路上，圆仁就已经听说皇帝李瀍颁布了新诏令，天下各地方除了收缴佛像之外，对于镀金的佛像一律刮削镀金，点检收缴，所以在路上圆仁就将一直带在身边的佛像偷偷埋了起来，后来到了登州他才明白自己的做法十分正确。

据史料记载，登州虽然背靠大海，距离京城长安遥远，但当地在执行皇帝废佛的诏令时，可谓是“条疏僧尼，毁拆寺舍，禁经毁像，收检寺物，与京城无异”。圆登走到登州管辖的文登县时，又听说皇帝李瀍下诏将收纳各地还俗僧尼的缁服尽数销毁，以切实防止被私家隐匿。而且圆登打听到文登县内的寺院已经全部拆除，于是在找不到可以住宿的地方以及担心自己被扒光衣服的情况下，圆仁只得逃离登州。

圆仁一路逃亡的经历，证明了当时李瀍废佛的力度十分严厉，以至于僧尼们昨日还是座上客，今日已成为丧家之犬。事实上对于当时各地方官府执行朝廷废佛的诏令，许多碑刻文献中也有记载。例如《百岩寺重建法堂记》中记载：

明敕既废，莫不遵行，官吏颁选，敢不从命。

当时许多寺院中的经幢在被毁后埋入地下，后来陆续重见天日，为后人了解会昌废佛也提供了可贵的证据。如清代王昶撰写的《金石萃编》中就有记载：

会昌中有诏大除佛寺，凡融毁雕刻堂阁关于佛祠者，焚灭销破，一无遗余。分道御史复视之，州县俱畏，至于碑幢铭缕赞述之类，亦皆毁而瘗藏之。

清代的叶昌炽在他的著作《语石》第四卷中也记载道：

余所藏唐幢，往往有大中（唐宣宗年号）重建题字，五代宋初尚有发地得之而再立者，皆因会昌之劫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