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千古一帝（第4/5页）

所以，封建制下的继承人大大多于郡县制下任命的官员。官员数量多，百姓的负担自然加重。

清初学者顾炎武作有《郡县论》九篇，首篇就说：“封建之废，非一日之故也，虽圣人起亦将变而为郡县。”顾炎武提出了两点：一是封建制演变成郡县制是一个过程，二是封建制为郡县制所代替是历史的必然。可见，认为郡县制代替封建制是历史必然的是一批学者的共识。

顾炎武进一步研究封建制和郡县制各自的弊端，得出了“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的结论。

在中国两千多年有关封建制和郡县制的讨论中，以顾炎武的思考为最深。

顾炎武之所以能够看出封建制与郡县制二者各自的弊端，是因为他生活在明清两代极度专制的皇权制度下。因此，他更能看出作为皇权专制政治基础的郡县制的缺失。

清代另一学者袁枚也从一个崭新的角度评价了封建制和郡县制的优劣。

不过，袁枚的立论和其他学者大不相同。袁枚认为，封建制的社会环境宽松，所以才会有孔子、孟子等诸子百家学说的诞生。如果在郡县制下，思想高度统一，就不可能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

赖有封建，然后栖栖皇皇，之卫、之齐、之陈蔡、之梁、之宋、之滕，几几乎有可行之势，而诸侯敬，子弟从，则声名愈大，千万年后，犹知遵奉为师，使圣人生于郡县之世，三试明经不第，则局促于一邦，姓氏湮列沉，亦遁世无闷已耳，安见其有以自立于天下耶？（《再书封建论后》）

袁枚还认为，实行封建制，如果天子无道，天下诸侯多着呢，百姓在“千八百国中，苟有一贤君，则民望未绝”。商汤就是以诸侯的身份取代了夏桀建立商朝，周武王也是以诸侯的身份取代商纣王建立周朝。袁枚认为，封建制是多元政治，郡县制是皇帝专权，行封建可以形成政治多元，行郡县则易造成君权至上。

封建制的缺点在于封国势力强大之后，各自争霸争强，不服从中央政府。

郡县制的优点在于不会出现封建制下“尾大不掉”的弊端，但是，郡县制之下郡守县官是由皇帝任命，一届到任之后不久就会迁转，由于迁转的次数过于频繁，因此很难洞察各地的民情（数岁而一迁，或半岁而一易，所到之处，卒难洞悉风土人情于旦夕）。等到这些官员熟悉了当地的情况，想有所作为之时，已经一届到任，所以，各地官员都把自己管辖的地方看做是中转的驿站，把属地的百姓看做是路人（以故视其地若邮舍，驭其民若路人）。

袁枚的看法有一定道理。袁枚提出这一说法主要是希望能够施行分权，以削弱皇帝的专权，但是他忽略了另一个问题，即封建制下的不法诸侯王。他们不是数年一迁转，如果他们专横残暴又不能及时调迁，该诸侯四十六千古一帝国的百姓不知要受多少磨难才能有出头之日。所以，郡县制的官员任期确实存在问题，但是，封建制下的终身制同样有诸多弊病。袁枚之说具有参考价值，但并非良策。

因为人类的任何社会制度都不可能尽善尽美，都会有自己与生俱来的弊端，都需要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

民国时期著名思想家梁启超在1920年写的《战国载记》一文也指出：

天下之趋统一，势也。不统于秦，亦’统于他国。而统一之愈于分争，则明甚也。天将假手于秦，以开汉之后之局，夫谁能御之！而秦与他国，又何择焉？

秦并六国，实古代千余年大势所趋，至是而始成熟。非始皇一个所能为，亦非秦一国所能为，其功罪尤非一人一国所宜任受也。

这等于承认第一，天下统一是大势所趋，是千余年来大势的逻辑归宿；

第二，统一之利远胜于分裂之害。至于是谁统一都无所谓，关键是要统一；

第三，秦始皇统一天下不是他一人的功绩，他的罪过也不能由他一人承担。

这些学者之所以太唱封建之歌，关键原因是他们目睹了明清两代皇帝专权的各种危害。提倡封建只是一种政治策略，他们是想用封建制的分权解决郡县制的专权，这是在新时代新形势下学者们的新思考。

在中国古代后期评价秦始皇的诸家之中，明代的李贽是不得不提的一位。他说：

始皇帝，自是千古一帝也（《藏书》）。

始皇出世，李斯相之。天崩地坼，掀翻一个世界。是圣是魔，未可轻议。

祖龙是千古英雄。挣得一个天下，又以挟苏为子，子婴为孙，有子有孙，卒为胡亥、赵高二竖子所败，惜哉（《史纲评要·后秦记》）！

李贽的这些观点，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秦始皇在李斯的帮助下，掀翻了一个旧世界，这是天崩地裂的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