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虎斗（第7/10页）

蒋老九不慌不忙地说：“报告黄队长！黄维心要是给了我钱、粮，我还能打他？……”

“狡辩！”黄干猛地打断了对方的话，“不说老实话，老子枪毙你！”

坪子上响起了一片怒吼：“快说实话！”“枪毙，枪毙！”

在群众的威力震慑下，蒋老九装出一副死相来。任你怎样追问，他却像一个哑巴似的呆呆地站着。

月光下，黄干一眼望见苏凤姣正在用挑衅的眼光看着他，好像在讥笑他说：“怎么样？黄干，你输了吧！”他忍受不了这种挑战，就回过头问莫威：“徐翠怎么没来？”

水生在一边悄悄地说：“上区里去了，没回来。”

黄干一听，就狠狠地用枪托捣了一下蒋老九的腿说：“走，到区里去！”然后，瞟了一眼苏凤姣，暗暗地说：“老子一定要与你见个高低！”

黄干交代了莫威几句话，招呼过黎保等几个民兵之后，正要押着蒋老九动身，忽然桂英拉住他的衣角说：“半夜了，还没吃饭哩！”

黄干推开老婆的手说：“你没看看这是什么时候，还顾得吃饭？”说完，就大踏步地走了。

一路上，他脑子里一直翻腾着：苏凤姣血口喷人是什么意思？是的，我要报仇，报仇！但到哪一天才能彻底算清这笔血债啊！

黄干与黄维心家，的确是有私仇的。

黄维心的父亲黄金海，是前清皇朝的末榜秀才。由于无兄无弟，又是家大业大，他从小就放弃了升官的打算，立志在家守着祖传下来的千亩良田，依靠收租收债，过着安乐淫逸的生活。他的生活道路，给他培养成一种贪财如命、一毛不拔的习性。因此，人们送给他一个绰号叫“铁算盘”。真的，他的算盘一打，穷人的骨头就被榨出油来。另外，他对如何保住他的家业，保持他在乡里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却有精心筹划的如意算盘。他把三个儿子，作了不同的安排。大儿子黄维心，自小爱读诗书，善权变，能用人，他就把他送到大学去读政法。黄维心毕业回来不久，就当上了县里的民政科长。这样一来，他在地方上算站住了脚，没人敢招惹了。但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代，官如牛毛，而且又是军人统治着一切，那时的农村，连、营长遍地皆是，就是师、军长之类的大官，在桂北一带，一个县找十个八个也是大有人在。因此，没有枪杆子做后盾，政治地位就很难稳靠，于是，黄金海就让二儿子黄振心去学军事。远在抗日战争的末期，黄振心已当上了上校参谋长，后来又当上了少将师长，现在还在台湾。三儿子黄清心，自小顽皮成性，不进学堂，黄金海就留他在家，守理父业。此外，他还豢养了一批以黄四保为首的烂仔，专门结交地方上的土匪流氓，供他使用。这样一来，他自己虽然没有一官半职，却能坐镇山区，威慑八方，俨然土皇帝一般。

远在五十年前，黄干的祖父就租种了黄维心家的田。黄干的父亲继承下来，也租种了一辈子。他们所以能与黄维心家保持着长时间的租佃关系，在很大成分上，是由于他们都是安分守己、逆来顺受的佃户。他们从不敢违抗东家的命令，为了保持那个破饭碗，他们宁愿自己忍受一切，顾着东家的意思行事。例如，夏天一声雷响，骤然来了倾盆暴雨，黄干的父亲，不用黄金海的鼻子哼一声，就会丢下自己的新谷不收，带着儿子、媳妇，抢先把地主晒着的陈年老谷收回来。等回头去收自己的时候，已是水流成河，谷子被冲得四处流散了。而黄金海并不会为此减少一颗租子。使黄干记忆犹新的是：有一次，儿子望富病得九死一生，请了个医生来看病，开了药方，却没有钱买药，而父亲反把一担红薯和一只三斤多重的大公鸡卖了，买回几斤猪肉，与地主“烧田基[7]”。老头子流着泪对孙子说：“熬着吧！命大撞得天鼓响，穷人的孩子，是不轻易死得的！”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孩子的病不吃药，还有一丝活下去的希望，要是不与地主“烧田基”，那就一定被退佃。退佃？对一个几十年的老佃农，对这样一个大家庭，会带来什么啊？黄干有时忍不住，就问父亲：“你为什么对狠心的财主那样服服帖帖呢？”父亲往往是不动声色地、呆呆地，又似乎是理所当然地回答着：“这能为什么呢？我们是人家的佃户呀！”

乡下人常说：“水火是不相容的。”矛盾终于像定时炸弹似的，突然在黄干家的平静生活中爆发了。

事情发生在一九四五年。黄干的三弟讨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媳妇。黄清心一见，就像苍蝇见了血似的，整日借故寻机，与新媳妇接近，从中戏弄。父亲为了少惹是非，就把新儿媳留在家里做家务，不让出门。然而，这并不能使黄清心死心，他还经常偷偷摸摸地潜到黄干家里来调戏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