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民族的精神团结是总体战的基础（第7/8页）

维护民族的强大精神力量，是不可能通过机械方法达到的，而是要充满情感地去塑造。我们无需要求士兵随身携带歌德的《浮士德》[8]，但是我们一定要让士兵们熟知席勒[9]对自由的炽热追求的诗歌，因为它能激发和巩固士兵们的英雄气概。

在世界大战中，我们缺少一个蒂尔陶依斯[10]，而我们所谓的“自由歌曲”却是犹太人的“向上帝祈求正义”或是《守卫莱茵河》一歌中的“愿祖国升平”的诗句，在当时，德国人民的生活和家园正处于危难之际，德国人民正在为民族生存而奋斗。当时，政府对“精神动员”以及它对德国的民族精神和每个德国人的精神的作用一无所知。

在这些领域，总体政治不但是战时政治，而且是民族政治。为了保证这种民族政治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政府应该在平时就创造一个可以根据民族宗教意识塑造生活的基础，而不是到了战争爆发时才着手做这件事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防范“不满分子”活动的各项措施和维持精神团结的努力获得成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以一个团结的民族去阻止“不满分子”的破坏活动和流言蜚语。

一个成熟的民族要求它的政府讲真话，不但要把平时情况，而且特别要把战时情况公布出来，否则“不满分子”和造谣惑众者会趁机肆意行动。但是一个成熟的民族也深知，政府不可能保证每时每刻都向公众公布真实消息，因为敌人往往会从公布的真实消息中获得重要情报，使战争无法继续进行。所以，新闻报刊和官方公告都要经过特殊处理。

如果总体政治对此丝毫不以为然的话，那么会酿成大错。不过，事情的最后结局肯定是政府当局会将事实真相告诉民众。德国政府因为没将1914年9月9日在马恩河战役失利及其作战造成的影响如实通告人民，结果得到惨痛的教训。

战前和战时的经济状况极有可能会成为民众出现不满情绪的深刻根源，它甚至还会对民族团结造成巨大的威胁。但是，事实已经证明，经济状况并不是首要的问题，而是社会民主党借助他们的理论最终造成了民族团结的分裂。

虽然一个自觉坚持总体战、团结一致的民族能够忍受物资匮乏、食不果腹之苦（大部分德国人在世界大战时正是这样做的），但是我们也知道，经济状况的困难都会成为“不满分子”的手段，他们会破坏进行中的战争，阻碍我们获得胜利，损害民族团结和抵抗意志。

随着经济状况的每况愈下，一些丧尽天良的人，其中有些是富有的德国人，极力压榨穷人，从而造成经济供给出现问题，对此，我们将在下一章进行论述。这里只简要地提一下它与民族团结有关的部分。

只有在民族团结产生民族特有的宗教意识至上的民族生活观时，我们才能借助改善经济状况来实现民族团结的目标。此外，这种民族宗教意识还包含道德自由，关心劳动群众，以及对发展壮大、能征善战的民族的整体利益的尊重。

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没有涉及民族团结在战争中的必要性。近百年来，人民群众备受重视，由沙恩霍斯特倡导、博因继承的普遍义务兵役制，让人民群众的作用更加受到重视。

普遍义务兵役制将人民和政府这两个长期以来各过各的因素再度联系在一起，并让政府在战争危急时刻想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在这里，人们不再是只缴纳税金和“俯首听命”的角色，而是成为保家卫国和支持政府的重要角色。

认为人民群众只能俯首听命的观点由来已久。比如，在我军钢盔的雕像上还有这样一句话：“保佑国王和祖国。”这句话将战争当成政府和军队的事情，而将人民群众排除在战争之外，所以，人民群众的潜力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

今天，在总体战中，“人民”这个词及这个实体，已经得到广泛的重视并带到战争第一线。而民族精神不管是在平时还是在战争危急时刻，对于维护民族生存的价值已经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固然，在总体战中，虽然保家卫国和维护民族生存是密不可分的整体，但是在总体战中，作战的是人民而不是国家。

人民中的每个成员都要倾尽其全部力量，为作战前线或者后方提供支持。想要让民众这样做，就只能将“战争是为了维护民族生存”这句话作为毋庸置疑的事实，而不能只是口头禅而已。

在总体战中，人民群众是核心，政府与军界务必考虑人民群众这一要素，总体政治要为总体战提供人民的力量，并服务于维护民族生存。

只有尊重种族的和精神的法规，才能够把民族、作战和政治凝聚为一个强大的统一体，作为维护民族生存的基础。